1916～1995年，中國新詩已經走過了80年的曆史。80年的曆史似乎是漫長的，它足以耗去整整一代人的生命，但又似乎是短暫的，關於80年前初生的中國新詩，我們今天所聽到的學術爭論並不特別的陌生，古典文學/新文學，文言/白話，中華性/世界性，傳統/現代，所有這些議論紛紛、糾纏不清的話題都直接導源於那場“初期白話詩”運動，也受製於關於那場運動的最早的論爭思路。可以說，首先是文學研究史在某種程度上所呈現出來的重複性引起了我們重審的興趣。80年後的今天，我們不僅僅麵對著那些初期白話詩文本，也同樣麵對著初期白話詩的闡釋史、研究史，而對闡釋史、研究史的梳理，則是學術研究自我審視、自我發展的基礎。
我們在這裏來綜述初期白話詩的研究情況。所謂“初期”，當然是指中國新詩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什麼是中國新詩發展的“初期”？初期新詩（詩人、詩作）究竟包括哪些？用什麼樣的概念來框定最早的現代詩人和詩作，這些本身就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從30年代的朱自清、餘冠英到80年代以後的陸耀東、駱寒超、徐榮銜、邱文治、祝寬等人都傾向於將新詩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定為“五四前後”，即從胡適1916年的嚐試到1921年、1922年左右。除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最早的一批詩人外，《女神》時期的郭沫若，文學研究會中的朱自清、劉延陵、冰心等都是“早期詩人”，或曰“五四詩人”。如此看來，新月詩派出現以前的中國現代新詩似都可以稱作是“早期”、“初期”或“五四時期”了。也有少數研究者將新月詩派一並納入“五四時期”，如廖子東《論五四時期新詩的主流》就把《誌摩的詩》和《嚐試集》、《女神》一起定格於“五四時期”，這是目前所見的最寬泛的“五四”概念；與之同時，從30年代的劉半農、蒲風、茅盾到80年代以後的謝冕、向遠、呂家鄉、何鎮邦、方順景、遊友基等人又將“初期”（或曰“第一階段”）定位於“五四”以前，以1916年至1919年的創作為主，並比較強調這“第一階段”在建設“白話”上的意義，這樣，郭沫若、文研會詩人以及更後的新月詩人自然就被排除在“初期”之外。遊友基在《中國現代詩潮與詩派》中將“五四”前後的中國新詩分為以胡適等拓荒者為代表的“初期白話詩派”，以文研會詩人群為代表的“初期寫實派詩歌”，及以創造社詩人群為代表的“初期浪漫派”，可謂是清晰地標示了“初期白話詩”的獨立的派別存在。在此以前，較清晰地標示了初期白話詩存在的還包括孫克恒《試論中國新詩的傳統及其發展》、唐祈《論中國新詩的發展及其傳統》。
既然人們對中國早期新詩的轄區還不曾完全劃定，也沒有統一使用“初期白話詩”這一概念，那麼，我們今天來梳理這一尚未完全統一的研究範疇的成果，有什麼意義，又為什麼是可能的呢？
我認為，梳理這些研究成果的意義就在於初期的白話詩是中國新詩的啟端，它所包含的豐富的藝術經驗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新詩發展所不得不經常麵對和思考的東西。初期白話詩所經曆的種種艱難和曲折、壓力和希望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整個中國現代新詩的複雜體驗，在20世紀中國詩歌發展的巨大曆史背景保持著大體穩定的時候，所有關於新詩選擇的思考（讚譽和批評）都會自然而然地追溯到這“首開風氣”的時刻。愈是要走向未來，可能在事實上就愈是需要反省過去。這樣，梳理和總結70餘年來研究者的思路，恰恰代表了我們在理論批評上走向未來的強烈願望。
我們當然得為自己的梳理劃定一個明確的範圍，這個範圍的“初期白話詩”是狹窄的，我們采用了茅盾1937年對“初期白話詩”概念的較早的界定，將時間限定在“五四”以前，而這樣的劃分也並不妨礙我們對其他的在不同範圍內進行的研究予以關注，因為盡管其他的研究可能更寬泛（延至“五四”以後乃至整個20年代），但卻都對“五四”前的“初期白話詩”多有評述，或者說，正是在我們所劃定的“初期”範圍內，種種對中國新詩第一個時期的研究反反複複地重疊了起來。這，也就為我們的綜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我們的研究史
1919年3月，俞平伯在《新青年》6卷3號上發表《白話詩三大條件》，這是關於初期白話詩的第一篇專論，從那時起到今天，我們對這些早期新詩的研究已經進行了整整75年。縱觀這75年的漫長的研究史，我們發現，究竟怎樣來描述那些先行者的藝術探求，又如何來估價他們之於中國新詩建設與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意義，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爭論從未停息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初期白話詩評述標準的不斷調整相當生動地折射出了現代中國文化思想與政治思想的輾轉變遷。
從中國新詩最早的嚐試到90年代，中國新文化的發展經過了兩個相似的運演過程：一是“五四”前後至40年代末，一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這兩個過程的起點都是對舊的文化束縛的反抗和對新的外來的文化觀念的大膽“拿來”。以後，隨著文化的發展日趨健康和成熟，人們又開始對這種“反抗”和“拿來”作深入的反思，在“否定之否定”當中超越著最初的文化拓荒。初期白話詩正是以其“首開風氣”之功在中國新詩史以及中國新文化史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所有關於“反抗”和“拿來”的意識形態的論爭都將理所當然地集中於對初期白話詩的論爭上。新文化的倡導者的宏遠理想，決定了他們將對白話新詩持肯定性的評價，在這樣一個新舊文化的交替時期，對白話新詩的否定往往意味著對整個舊文化、舊傳統霸權地位的維護。“五四”前後關於白話詩的論爭就是這樣：這是初期白話詩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論爭，論爭的一方是胡適、俞平伯等《新青年》、《新潮》的詩論家，另一方是胡先、章炳麟、李思純、梅光迪、吳宓等《南京高等師範月刊》、《學衡》的詩論家。前者對白話詩的創作實踐多有總結，對初期白話詩人的成就頗加褒揚。這方麵的代表性論文有俞平伯《白話詩的三大條件》、《社會上對於新詩的各種心理觀》，胡適《談新詩》，此外，郎損（沈雁冰）發表於1922年3月《文學》周報31期上的《駁反對白話詩者》也屬於這一陣營的代表之作。後者往往是站在維護中國詩歌傳統的立場上對初期白話詩的粗糙和稚嫩大加鞭撻，如胡先 在《中國文學改良論》中就將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代表作斥為“毫無詩意存於其間”，他還集中火力對胡適和他的《嚐試集》重點攻擊，逐一反駁“詩體大解放”的理論，有條不紊地批評《嚐試集》。同樣，在新時期，當曆經浩劫的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需要又一次除舊布新、開拓前進之時，初期白話詩的曆史價值便重新被發掘了出來，對胡適及其他初期白話詩人的“重評”成了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先聲。龔濟民《評胡適的枙嚐試集枛》、文振庭《胡適枙嚐試集枛重議》、秦家琪《重評胡適枙嚐試集枛》、朱德發《論胡適早期的白話詩主張與創作》、孫克恒《初期白話詩二題》、向遠《初期白話詩簡述》等等就是最早的“重評”之作。
當然，我們的研究不會總是停留在新舊文化對壘的論爭當中，初期白話詩並不僅僅是一個等待詩界認可的問題。事實上，不管胡先們或其他的什麼評論家如何貶低胡適們的嚐試，初期白話詩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容置辯的詩歌史現實。在不斷發展的學術研究當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冷靜、客觀地來檢閱這一現象的內在根據及其曆史地位。這種冷靜一方麵表現為對初期白話詩審視的全麵和深入，另一方麵則表現為對這一詩歌流派藝術趨向的自覺“超越”。超越導致了人們對這些早期嚐試詩作的新的不滿和指摘，這種不滿和指摘並不是胡先們論調的簡單繼續，而是一些試圖推動藝術發展的詩家們在新的曆史層麵上為新詩提出的新的目標。從1922年開始，成仿吾、梁實秋、聞一多、穆木天、王獨清、廢名等人都先後對初期白話詩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代表性的論文有成仿吾《詩之防禦戰》，聞一多、梁實秋《枙冬夜枛枙草兒枛評論》，梁實秋《讀枙詩底進化的還原論枛》、《新詩的格調及其他》，穆木天《譚詩》，王獨清《再譚詩》、廢名《新詩應該是自由詩》等。在新時期以來的這一文化發展時期，則是鄭敏的“世紀末回顧”再一次地將矛頭對準了胡適們的白話詩實踐。
在這兩次文化運演過程的間隙之處，則體現了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對學術活動的卓有成效的幹預。胡適等初期白話詩人一般都是學者出身，除魯迅、李大釗外，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在政治上並不激進，革命色彩淡薄，以階級鬥爭的眼光視之自然大多在被審查之列（而魯迅、李大釗似乎也可以被我們從“白話詩人”中省略），所以說，在那30年（1949～1979），初期白話詩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