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白話詩的曆史特征
作為中國新詩史與中國新文學史上的一個派別，初期白話詩體現了什麼樣的特征呢？這是許多研究者都在描述的東西。
胡適在1919年的《談新詩》裏留下了關於初期白話詩流派特征的最早闡述：“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接著，胡適又以周作人的《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俞平伯的《春水船》、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以及自己的《應該》為例，分析了它們當中所包含的為“舊式的詩體詞調”所很難傳達的“細密的觀察”、“曲折的理想”。綜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眼中的初期白話詩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詩體的大解放；二是具有比古典詩詞更豐富的內涵。
作為初期白話詩派的局內人，胡適的概括固然重要，但卻難免帶有更多的自我證明色彩，因而就不能說是冷靜客觀和細致的。對初期白話詩派具體特征的概括倒似乎首先來自這一詩派的挑剔者們，如成仿吾以胡適、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的創作為例，批評詩歌“中了理智的毒”，以致走向“墮落”；聞一多指摘俞平伯的作品有“太多教訓理論”，這都不約而同地揭示了初期白話詩的重要特質——理智化。因為理智化而失卻了情感，在成仿吾、聞一多這樣的主情詩家那裏的確很難得到原諒。在詩歌主情這一取向上，中國詩歌會的蒲風與成、聞二人不無共同話語，所以他也這樣描述說：“缺乏情感就是他們的通病，因為沒有情感便堆下一些哲理，或格言，或道理的解釋，成為散文又不是散文，詩又不成詩的東西了。”初期白話詩派的理智化趨向是不是像蒲風所說是“沒有感情”的結果呢，對此，朱自清另有看法。作為學者的朱自清，他的分析似乎更有說服力：“新詩的初期，說理是主調之一。”“那時是個解放的時代。解放從思想起頭，人人對於一切傳統都有意見，都愛議論，作文如此，作詩也如此。”直到今天，朱自清的這些分析也依然屬於概括這一詩派的權威性結論之一。
一些詩評家也早就注意到了初期白話詩的“寫實”特色。餘冠英概括說早期的詩作皆有“說理”與“寫景”兩大特色。“寫景”就是對自然的“寫實”。蒲風、朱自清都以“自然主義”命名之。蒲風認為，新詩“嚐試期”“一致的潮流是自然主義”，朱自清分析說：“胡氏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稱這時期的詩為自然主義。這時期寫景詩特別發達，也是這個緣故。”茅盾闡述了“寫實”的社會內涵：“初期白話詩的最一貫而堅定的方向是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精神，在初期白話詩中，題材上是社會現象和人生問題的大量抒寫，方法上是所謂‘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從社會革命的角度出發，蒲風還曾將初期白話詩的社會“寫實”具體解剖成幾個要素，“人道主義是這時的詩歌的骨髓”，“新詩是和政治鬥爭分不開的”，“盲目的歌頌‘勞工神聖’”，“反對舊禮教”。新時期以後，當我們需要通過開掘初期白話詩派的“社會意義”以為之“正名”的時候，蒲風式的解析實際上便被推向了深入。向遠在他較早發表的《初期白話詩簡述》裏說：“初期白話詩在內容上的主要特點，是具有鮮明的反封建色彩。”“在題材上，要求擺脫舊詩的帝王將相的狹窄範圍，廣泛反映社會和人生。”“初期白話詩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腐朽，鞭撻了封建專製主義的罪惡”，“初期白話詩用大量的篇幅揭露貧富的對立，訴說勞動人民的苦難，鞭笞官府和豪紳的劣跡”，讚揚下層勞動人民“勤勞、善良等優秀品質”，“探索人生的意義，主張解放個性”。在何鎮邦、方順景《論“五四”新詩運動》，在徐榮銜《我國現代詩歌史上的第一次大繁榮——早期白話詩創作述評》，在陸耀東《20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在祝寬《五四新詩史》，在遊友基《中國現代詩潮與詩派》中，我們都可以讀到這方麵的解析。
隨著學術研究的推進，人們似乎又不滿足於單純的“正名”，不再停留於詩歌所展示的社會現象上，而是透過現象力求對詩歌的藝術思維本身作深入的把握。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江錫銓《略論初期白話詩的“畫意美”》。該文緊緊抓住初期白話詩的寫實特征，從藝術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文章指出：“力圖用具體、清新的畫意來渲染時代氣息”，“是這一時期白話詩的一個共同美學特征”。這種“畫意美”是對中國“詩中有畫”傳統的繼承，但又“容納了新的思想內容和新的意境，在寫實主義指導下具體描繪社會生活和人生感慨，使得‘詩中有畫’更有時代氣息，更臻完美”。
胡適以“詩體大解放”這麵旗幟為初期白話詩運動鳴鑼開道，但恰恰是由這一口號而引起的學術爭論最大。聞一多、梁實秋、穆木天、蒲風、臧克家等人都對此不以為然，其中穆木天的批評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說：“中國的新詩的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胡適說，作詩須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錯。所以他的影響給中國造成一種Prose in Verse（詩的低俗化）一派的東西。”相反，茅盾卻給予了好評：“以我看來，初期白話詩的好處，——值得我們現在注意的，第一是力求解放而不作怪炫奇。”“是依了新內容的要求而自然產生的，決不是故意在形式上作工夫”。90年代以後，則有於可訓、駱寒超等人從詩論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入手深入闡述了“詩體大解放”的重要意義。於可訓將初期白話詩的“詩體解放”與“詩界革命”的“以舊風格含新境界”加以對比，剖析了這一取向的曆史合理性，駱寒超則結合“五四”詩歌運動此前此後的詩史過程，在詩體與詩思、詩體與時代、詩體與新詩革命這三組關係上，全麵分析了“詩體解放”的文學史價值：“在中國詩歌向現代轉型的開始期間，一代新詩開拓者文體意識的覺醒是自覺的、係統的、富有現代詩學建設意義的。”對詩歌史現象的探討也包含著對詩歌批評史的探討，對詩歌批評的批評，也會把我們提升到一個更高的視界上，從而獲得對詩歌史現象本身的更高屋建瓴的說明。比如張嘉彥就批評了穆木天們對初期白話詩的批評，並由此提出：“詩體大解放”“使中國新詩得以運用新的白話工具對不斷變動的社會生活作出及時的反應，對現代人瞬息萬變的內心感受也能用隨時應變的文體形式作自由的傳達。看看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新詩變動不息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新詩發展更為活躍的多元態勢，追根溯源，都是享受了初期白話詩先驅們所倡導的‘詩體大解放’的恩澤。”這是其積極的意義，但“這極度的自由裏暗藏著無形的限製，這盡興的解放中埋伏著綿韌的束縛”。為了表現“自然之美”，“先驅者們就不能不感到分外吃力與苦惱”，終於又在那拙劣的追隨者手裏“滑落為隨便塗鴉的筆墨遊戲，無病呻吟的瑣屑無聊”。
在關於初期白話詩藝術追求的曆史局限性評述中，龍泉明《“五四”白話新詩的“非詩化”傾向與曆史局限》是值得重視的。這篇文章以“非詩化”傾向作為對“五四”白話詩種種局限的總體概括。這裏所概括的其實不單是範圍的大小而是認識的深淺，當我們所討論的對象還總是局限於理智化、寫實化和散文化這些細節上，其實就還沒有向下挖掘到一個更深層的也更具有統攝意義的藝術層麵。龍泉明以“非詩化”傾向名之，正是顯示了一種超越前人、走向深入的學術勇氣。此外，文章討論的是“曆史局限”，卻全然擺脫了穆木天時代的那些情緒化判語，相反卻以主要的篇幅闡述著“非詩化”的主客觀成因及曆史合理性，這樣實際上是生動地說明了“非詩化”存在的深厚根基及其相應的“局限性”影響的深度。顯然，這種冷靜的反思更有助於學術研究向著縱深處拓展。
進入90年代末期，一些年輕的學者開始用更新的文化眼光來打量白話詩創作，得出的結論也往往給人更豐富的聯想和啟示，比如陳旭光借用“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論論述了初期白話詩的“寓言特征”，並將出現在這一時期的“寓言”和“準寓言”概括為新詩發展第一個重要階段的重要特質，“把寓言看作現代新詩的第一種話語類型”。他還從話語權力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這種“寓言形態”所包含著的“政治無意識”，以及這種政治無意識與“五四”前後的啟蒙目標的關係。
餘留的難題
在中國詩歌史上，初期白話詩出現的意義就在於除舊布新，它在反抗古典詩歌傳統當中尋找和建立著新的詩歌體式。所以說，在關於初期白話詩的討論中，如何看待它與古典傳統的關係始終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從胡適、俞平伯等人以白話詩歌的新鮮意蘊反擊來自社會的非難，從20年代前後胡先們的並力進攻到90年代鄭敏追問“漢語言的變革”，說來說去，其實還是一個如何看待新詩與傳統的關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