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分析起來，這個問題又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一是如何認識和估價初期白話詩與古典詩歌的區別和聯係；二是如何更清晰地說明初期白話詩是如何從古典詩歌傳統中演化出來的。前者需要更多的靜態的闡釋，後者需要更多的動態的和過程的把握。
關於初期白話詩與古典詩歌傳統的複雜關係，從一開始人們的認識就有很大的偏差，在胡先、李思純、吳宓等人看來，初期白話詩的重要特征便在於從根本上拋棄了古典詩歌的傳統（所以才有必要加以批判），而在朱自清、梁實秋、餘冠英、沈從文、孫作雲等眾多後起的詩家看來，初期白話詩恰恰又還沒有能夠掙脫傳統詩詞的束縛。朱自清認為“全然擺脫了舊鐐銬”的“隻有魯迅氏兄弟”，梁實秋說：“最早寫新詩的幾位”多半隻是在無意識中“接收外國文學的暗示”，沈從文感到新詩革命在嚐試時期“實在還是漸變而不能銳變”，餘冠英認為新月派成立以前的新詩都是“受舊詩的影響多”。認識的偏差顯然出於各自觀察角度的不同，奉古典詩歌為典範的胡先們當然會為白話詩的每一點異變深感不適，認為是大大地背離了傳統，而致力於新詩建設的現代詩家則會從發展了的新詩現實出發對早期的草創多有不滿，從而輕巧地拈出了它與傳統的關聯。來自不同角度的這種認識的偏差倒正好說明了初期白話詩的過渡特征。它一方麵是在反抗傳統當中汲取了外來詩歌文化的養分，另一方麵卻又與自身的傳統保持著十分清晰的聯係。正是出於對初期白話詩之於傳統複雜關係作全麵把握的需要，呂家鄉提出：“初期白話詩普遍地帶著中外詩歌交彙的烙印”，“能夠從古今中外各方麵吸取詩歌營養”，“當然初期白話詩人對於中外詩歌藝術的融會還屬於較低層次的嚐試，但這種嚐試卻代表了一個有遠大前程的正確方向。”
當然，判明初期白話詩“普遍地帶著中外詩歌交彙的烙印”這還隻是走向深入的起點。緊跟著產生的疑問是，中國新詩史上遍布著中外交彙的烙印，初期白話詩這一“烙印”的特征又何在？如果說它是“較低層次的”，那麼這“較低”究竟體現在什麼地方？遺憾的是，從呂家鄉先生在1988年提出這一誘人的話題以來，真正對此作出深入探討的研究還是太少太少了。正是在這樣一個“太少太少”的背景上，我們不得不注意鄭敏和張新有關批評的特殊價值。
鄭敏在90年代初以銳利的語言直戳以胡適為代表的初期白話詩人。她認為，中國新詩成就不夠理想的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我們在世紀初的白話文及後來的新文學運動中立意要自絕於古典文學，從語言到內容都是否定繼承，竭力使創作界遺忘和背離古典詩詞”，所以，“我們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又不得不對他們那種寧左勿右的心態，和它對新文學，特別是新詩的創作的負麵影響作一些冷靜的思考。”中國新詩成就不夠理想的原因是不是真如鄭敏所說在胡適等初期白話詩人那裏，這個問題完全可以繼續討論，但鄭敏在90年代的今天還一口咬定胡適們的嚐試是“立意要自絕於古典文學”的“寧左勿右”，這就的確讓人深思了。它至少說明，我們的詩學研究迄今也沒有能夠更清晰地向人們說明，胡適等初期白話詩人與傳統的內在聯係究竟在哪裏，難道就僅僅是“帶有某些舊詩詞的味道”嗎？胡適們的反抗傳統與承襲傳統究竟又是怎樣的關係？鄭敏的議論在另一方向上揭示了目前研究的粗疏。
繼鄭敏之後，當代詩評家唐曉渡又一次從對“現代性”的質疑入手，對包括初期白話新詩在內的“五四新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新詩倡導者是將“白話和文言尖銳對立起來”，並將這種“對立延伸為文學史的價值尺度”，這樣便產生了邏輯上的嚴重缺陷。90年代中期，由於西方後現代、後殖民主義思潮的引入，像唐曉渡這樣的當代學人以嚴厲的目光重審中國新文學（包括新詩）的“現代性”，這已成了一種學術的“熱潮”，然而我們也注意到，恰恰是來自西方學者的對中國新詩“現代性”的評述倒顯得更加平靜和客觀，例如荷蘭學者荷麥曉對中國“早期現代詩歌中的現代性”所作的分析便是這樣的。
張新的研究則較前人更清晰也更準確地敞明了初期白話詩的傳統淵源。在《論五四時期新詩與宋詩的文化氛圍》一文中，張新開掘了“五四”與宋代文化文學氛圍的相似性，從而為白話新詩強烈的革新精神，“作詩如作文”、議論說理、白話入詩等特征尋找到了更深的來自傳統文化內部的支撐。這篇論文的全部議論都基於這樣一個邏輯基礎：“五四時期的新詩人以反傳統文化為旗幟，但是，傳統文化的影響是不可能一筆勾銷的。這種影響，有時以‘集體無意識’的形態方式呈示出來；有時則由於現實與曆史的文化氛圍有某種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使得不同曆史時期的詩人具有某些共通的文化氣質。”顯然，正是這樣一個邏輯基礎將初期白話詩的傳統氣質與反傳統取向更好地統一了起來。
在初期白話詩如何由傳統走向現代這一過程的動態描述方麵，我們取得的成果更少。就筆者所搜集到的材料來看，人們更習慣於將初期白話詩與詩界革命區別開來，從而清楚地昭示前者的“革命性”。其實，從詩界革命到初期白話詩，此間的過渡環節恰恰是重要的，從中也正可見出白話詩發生的真實景觀。在這方麵的寥落的研究當中，龔喜平和康林的成果讓我們看到了希望。龔喜平“不囿於傳統研究中以‘五四’‘文學革命’為界截然兩段的固有格局和觀念，而是從詩體流變的實際出發，把新詩的發生與發展作為一個整體，著眼於它的完整性和連續性，通過對近代詩歌內部詩體解放潮流的係統考察，試圖探尋新舊詩體的嬗變過程，進而揭示新詩發生與發展的曆史軌跡。”他較為細致地考察了初期白話詩是如何在新學詩、新派詩、歌體詩這樣一個曆史的遞進過程中實現“量變到質變”的。他認為，詩歌語言的白話是“近代詩歌發展中日益明顯的趨勢”，新學詩輸入新名詞，新派詩“不避流俗語”，“歌體詩文白相雜”，“詩體大解放”，“也是新學詩以來衝破格律與詩體解放的積澱和總結”。“從新學詩破壞格律起始，經新派詩的散文筆法和歌體詩的韻散結合，發展到白話詩最終解放舊形式，其嬗變軌跡曆曆可見”。如果說龔喜平是在對詩史的整體把握中見出了初期白話詩與傳統的動態聯係，那麼康林則是在白話詩的文本考察中揭示了曆史演變的精神積澱。康林的研究雖還隻是局限於胡適的《嚐試集》，但它帶給我們的方法論啟示卻足以適用於整個初期白話詩。康林認為，《嚐試集》的“真正價值不在局部而在整體，不在十來首並不出色的‘真白話的新詩’，而在它們與其餘作品的內在聯係。這種聯係向我們顯示出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是如何從古典形態過渡到現代形態的”。一部《嚐試集》就包含著胡適從“詩界革命”的終點出發，如何借用古典散文語言，如何嚐試“白話化”，以及如何實現“白話化”與“散文化”相統一的艱難的精神探索。康林以新詩研究中幾乎是前所未有的細密詮釋，庖丁解牛般地剖析了胡適新詩本文建構上的種種努力，顯示了規範化的學術方式在研究初期白話詩這一新舊過渡的詩派當中的巨大作用。康林的研究是令人鼓舞的。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進入90年代以來，關於傳統/現代的論爭不僅沒有結束，而且又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被轟轟烈烈地掀了起來。不管在今天的這場論爭背後又滲透了多少新的文化背景因素（諸如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後殖民主義”理論以及解構主義的語言學成果等等），其實都還是將初期白話詩的評價，將初期白話詩與中西文化（特別是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推到了前台；也無論是老詩人鄭敏的“世紀末的回顧”，還是學者範欽林的商討，折射到學術研究的範圍中來看，也都是披露出了我們對初期白話詩闡釋中的一處貧瘠：初期白話詩究竟是過分“西化”了還是根本就未脫“古詩詞痕跡”，它與中國詩歌傳統的聯係與區別究竟在哪裏，這種聯係和區別各自又都有什麼樣的詩歌史意義？顯然，正是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帶來了我們某些持續不斷的爭論，造成了研究史中的某種“重複”現象。由此出發，我們不妨可以認為，未來初期白話詩研究的方向恐怕也正在這裏了。隨著人們對這些難題的展開和剖解，我們所看到的也不僅僅是論爭層次的墊高和某些無意義的重複研究的結束，而重要的則在於對初期白話詩曆史形象的深入認識。隻有到了那個時候，初期白話詩的獨立價值以及與這種獨立價值聯係在一起的曆史局限性才可能獲得更豐富的更有說服力的闡釋，推而廣之，中國現代新詩創立的曆史意義及其種種的內在缺陷之於20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啟示也才更加的發人深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