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這是現代中國新詩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從他在40年代詩壇嶄露頭角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最執著的探索、最優異的才華貢獻給了中國新詩建設，他以自己超於常人的對苦難的敏感和對文化傳統的批判接通了自魯迅以降的中國現代文化之最堅毅的生命之流，從而在整體上完成了對許多詩壇前輩的超越，站到了現代中國新詩發展的前沿。穆旦的實績顯示了20世紀中國詩歌在“現代轉化”程序中的最鼓舞人心的景象。但是，與穆旦詩歌巨大成就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我們的新詩史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幾乎就把他“遺忘”了，繼40年代穆旦的幾位友人撰寫評論之後，在將近30年的時間中，他的名字不再有人提起，連批判性的提及也沒有！中國詩史對穆旦的重新接受是在80年代以後特別是80年代的後期，穆旦研究也和穆旦詩歌一樣充滿了令人驚訝的成分。——它的曲折、它的不足所蘊含著的是中國現代詩學建設自身的艱難，是新詩發展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的某些反常，而解讀穆旦的每一份成果也將直接與中國詩歌的現代化前景聯係在一起。
這，正是我們今天綜述穆旦研究的意義。
穆旦研究的兩個階段
以穆旦遭受冷落的30年為斷，穆旦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40年代和80年代以後兩個時期，其中，80年代以後的這一時期又可以1986年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40年代穆旦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向詩壇推出了作為“新人”的穆旦。王佐良、袁可嘉、唐湜、周玨良、默弓（陳敬容）、李瑛的論述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們大多是穆旦的同學和詩友，出於對詩人切近的了解和感悟，能及時地發現和肯定他的探索。
王佐良是穆旦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時的同學，他為《穆旦詩集》（1945年版）所寫的《一個中國詩人》是目前見到的最早的全麵評述穆旦詩歌的文章。這篇文章雖是穆旦研究的奠基之作，卻感覺敏銳，語語中的，他對穆旦詩歌若幹特點的概括比如“用身體思想”、“非中國化”的詩學品質等等都是相當精辟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篇文章以生動的筆調描述了穆旦生命觀的形成背景，由此成了人們理解穆旦的最重要的依據之一。比如王佐良這樣描述了穆旦的“死亡體驗”：“那是1942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毒雨裏，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胡康河穀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饑餓。”作為穆旦最親近的朋友，王佐良提供的這一材料是相當權威又相當重要的，它突現了穆旦的生命體驗，從而拉開了穆旦與其他許多中國現代詩人的距離。類似的精辟概括我們還可以在與穆旦同樣親近的周玨良的筆下看到。
40年代西南聯大特殊的文化環境形成了一群詩風相近的詩人，除穆旦外，還有鄭敏、杜運燮和袁可嘉。這些詩人和另外的五位詩人都經常在上海的《詩創造》、《中國新詩》上發表作品，以詩會友，由此聚合了一個具有某些共同詩學趨向的詩人團體，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九葉詩派”。九葉詩人雖各有其藝術個性，但在反對詩歌的說教和感傷，追求“客觀”和“間接”，自覺推進新詩“現代化”方麵卻比較一致。於是，穆旦作為這些追求的最前驅的體現者也就常常為他的詩友們所論及。默弓（陳敬容）論及過他“剝皮見血的筆法”，唐湜論及過其中的“豐富到痛苦”，袁可嘉更是把他當做“新詩現代化”走向的典型，李瑛不是九葉詩人，但卻曾是《中國新詩》的作者，所以他對穆旦也有過專論。
40年代的穆旦研究都出自一批優秀的詩人和譯詩家筆下，他們對詩的天才般的感受力是後來的一些文學史研究者所不能比擬的，這充分保證了這些研究的質量。直到今天，穆旦同學和詩友的這些最早的詩歌感受仍常常成為今天研究的重要依據。不過，一位優秀的詩人僅僅隻能由他的同學、詩友們來撰文評述，這似乎也是不夠正常的，它表明，穆旦詩歌的價值在40年代還沒有得到更廣泛的注意。40年代的中國，救亡呼聲是高過一切的，像西南聯大詩群，像九葉派這樣的執著於個人精神探尋的人們終究不是在直接地表達社會的政治選擇，所以也無法改變自身被冷落的遭遇，而在這樣的精神探尋中，穆旦實在又走得最遠。“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見放於父母之邦矣”，這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的莫大的不幸。
1949～1979年的中國社會更不需要這樣的精神探尋，新民歌並不是民歌，它不過是穿著民歌外衣的政治宣言；標誌著新時期詩歌到來的天安門詩歌其實也不是詩，而是政治反抗的宣泄。像白洋澱詩派，像郭路生這樣的詩人是被淹沒在“地下”的（白洋澱詩派和郭路生的再發現都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後），在這樣一個文化環境中，穆旦從我們的詩史上消逝是不足為奇的。
穆旦的再發現是在80年代以後。作為這一“再發現”先聲的是1979年，他的詩友如杜運燮等人在海外報刊上撰文追悼詩人逝世二周年（穆旦於1977年2月逝世），接著，隨著198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九葉集》的出版，九葉詩群重新獲得了研究界的注意，對穆旦的評述又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在1986年以前，這些評述大多是與人們對九葉詩人的研究聯係在一起的，穆旦被作為九葉詩人中最重要的一位見諸於研究者的筆端，這方麵較有代表性的論述有嚴迪昌《他們歌吟在光明與黑暗交替時——評枙九葉集枛》，唐湜《4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學》、以衡《春風，又綠了九片葉子——讀枙九葉集枛》、藍棣之《論40年代的“現代詩”派》、駱寒超《論晉察冀、七月、九葉三詩派及其交錯關係》等。對穆旦所在的文學流派作整體研究無疑更具有“史”的意識，從這一時刻開始，穆旦便不再像40年代那樣僅僅由朋友、詩友們來加以介紹了，他已進入了曆史，成為更多的研究者解讀中國現代新詩史所不可回避的人物。這，不能不說是研究的進步。
穆旦研究在1986年以後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和深入。這一發展和深入的標誌是：
（1）《穆旦詩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6年1月出版，收入穆旦1937～1976年的詩作59首，這是1949年以後出版的第一本穆旦詩集，中國文學出版社於1996年推出了李方編《穆旦詩全集》，珠海出版社於1997年推出了曹元勇編《蛇的誘惑》（穆旦詩文選），它們的出版顯示了穆旦作為個體的價值已經得到了當代研究界的重視。
（2）對穆旦之於中國現代新詩史的獨立貢獻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這種研究不再停留於對穆旦的介紹，也不再僅僅把穆旦作為一個詩派中的一員加以介紹。穆旦作為一位獨立的個體詩人開始被人們置於整個新詩發展的背景上進行研究，既要研究詩人在40年代的創作，也要研究他在早年及晚年的創作，因為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握穆旦自身思想和情感的內核及其發展演變的線索。
作為穆旦研究走向深入一大總結的是《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這是江蘇人民出版社為紀念穆旦逝世十周年在1987年11月出版的一本研究專集。專集收錄了關於穆旦的評論及回憶文章20篇，還附有穆旦小傳、穆旦著譯目錄等，是目前穆旦研究的最重要的參考讀物。20篇文章中既有王佐良、袁可嘉、周玨良、鄭敏、唐祈、杜運燮等穆旦同齡人的華章，也有藍棣之、梁秉鈞等當代詩家的佳作；既有對詩人的理性思考，又大量披露了詩人的生平和鮮為人知的詩論。穆旦沒有留下一篇詩論，這是深為遺憾的事，但他在與青年朋友的通信談話中卻零零星星地闡釋了不少精彩的思想，這都可以從書中郭保衛、孫誌鳴、柳士同等人的回憶文章裏略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