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是一種為了語言，為了語言自身的美的語言。”穆旦詩歌背叛古典傳統、接受西方影響又是通過詩人對詩歌語言的建構表現出來的。關於穆旦詩歌的語言追求，研究者從許多方麵作了概括，如袁可嘉歸納為“文字節奏上的彈性和韌性”，李瑛感到“詩中每一個字都像經過周密的思索，豐富的變化的差別，而取得它的威能”，杜運燮的概括與李瑛近似：“他的詩中很難找到可有可無的、‘過於稀釋’的句子。為了在最少的文字中裝進最大容量的思想感情，他用字幾乎達到吝嗇的地步。”默弓（陳敬容）又把這種語言處理稱之為“剝皮見血的筆法”。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李怡歸納了幾點：主張詩語的“現代生活化”、口語化，反對“雅言化”；強化句子的邏輯聯係，反對語言意義的模糊化、朦朧化；追求文本結構的“時間感”，反對傳統所習以為常的“空間感”。
穆旦詩歌從內涵到語言都與中國詩歌深厚的傳統相去甚遠，也與中國新詩史上的許多前輩詩人的“中西交融”追求判然有別。在中西文化衝撞的20世紀，穆旦的選擇是別具一格的，甚至還可以說是相當孤寂的，缺少更多的同道者（就是九葉詩人其實也各有特色，並沒有都認同於穆旦的詩歌觀念），正如謝冕所說：“穆旦具有作為詩人的那種最可貴的品格，即藝術上的獨立精神。”應當說，這本身也構成了一種發人深省的文學現象。如何來認識這一現象，恐怕意義也就超出了穆旦和詩歌本身，而涉及到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中西選擇”問題，以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這方麵的研究雖然還不太多，但我們卻也欣喜地讀到了錢理群關於40年代中國“哈姆雷特”精神的論述。錢理群認為，穆旦對絕對的否定，他與眾不同的懷疑、內省式思維是對魯迅思維的真正的繼承，是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最缺乏的“直麵人生”勇氣的真正發揚。錢理群的闡述大大地拓寬了穆旦研究的思維空間。
1997年，錢理群進一步闡述了穆旦和“魯迅傳統”的關係：“可以說穆旦從嚴酷的曆史與現實中發現了魯迅，從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新文化傳統那裏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與美學的資源。穆旦並不是無根的，隻是人們不願意承認新文化已經形成了傳統，更不願意承認魯迅也是一種傳統罷了。”
1998年出現的幾篇穆旦研究論文也是引人注目的，王毅《細讀穆旦枙詩八首枛》最耐人尋味的是第一次從傳統詩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穆旦的創作，而《圍困與突圍：關於穆旦詩歌的文化闡釋》則從“創造一個上帝”的角度賦予穆旦詩歌以新的解釋；曹元勇《穆旦詩中的守夜人》對“守夜人”這一獨特意象作了獨特的分析，這似乎預示著穆旦研究正由文本的細讀而走向深入。
可能的方向
以上我們概述了穆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但與之同時，我們卻也不能不看到，與中國現代詩歌史上其他的一些個體詩人（如郭沫若、聞一多、艾青等）相比，穆旦研究仍不能說是一個十分紅火的學科，等待我們進一步展開的問題也還不少。這與穆旦自身在新詩創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不相稱的。
穆旦研究的隊伍並不壯大。回首1945～1998年的穆旦研究史，我們會看到，其中數量較多、分量較足的文章還是出於穆旦的同學、詩友筆下，其他文學專業工作者對此關注得還不夠，人們更習慣於評述作為“流派”的九葉詩人，而穆旦僅僅是九葉詩人的一個代表。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一本穆旦個人的評傳和比較全麵的研究論著，這都是引以為憾的事情。
在穆旦研究中，也還有不少的疑問有待我們去解答，不少的空白有待我們去填補。
比如，王佐良在《一個中國詩人》這最早的穆旦論中就提出了一個穆旦之“謎”：“他一方麵最善於表達中國知識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麵他的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我認為這最早發現的“謎”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得到完滿的破析。為什麼最富有現實感的穆旦是在“非中國”、“反傳統”的詩藝追求中才獲得成功，或者說，中國化的體驗在形式化之後竟“全然是非中國的”了。穆旦這一藝術實踐到底暗含了中國現代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什麼樣的命運？對照穆旦前輩詩人的藝術實踐，我們或許應當對這一“謎團”更加感興趣，因為，在新月派、象征派和不少的現代派詩人那裏，事實又恰恰表現在：中國化的形式之下寄寓著非現實的夢境！
與這“穆旦之謎”聯係在一起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應當怎樣來認識穆旦所代表的新詩“西化”趨向？“民族化”總是令人倍感親切，但事實是：“西化”的穆旦在推進新詩尋找區別於古典詩歌的獨立品質方麵做了許多的工作，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認為，如果不重新認識穆旦的“西化”與“民族化”的區別與聯係，實際上也將最終妨礙我們對穆旦詩歌本質的把握。比如鄭敏對穆旦詩歌的認識是很深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鄭敏又在90年代指摘“五四”一代詩人草率拋棄了母語這一“瑰寶”，殊不知，為她一貫讚許的穆旦恰恰是繼續走著背棄母語規範的道路，而且在“以文為詩”的取向上，穆旦與胡適並非就沒有共同之處！這不禁讓我們頗感困惑，穆旦式的“西化”選擇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得到了研究家的首肯，而且我們討論穆旦詩歌是不是也應當首先檢查自身的價值基準和話語係統，否則，對話就會歧義百出，再難繼續下去。
除此之外，穆旦研究本身也還有值得開拓的領域。比如，對詩歌的語言的建設，穆旦是十分重視的，但如何更準確更細致地描述穆旦詩歌的文本特征迄今也沒有出現更多的成果。像鄭敏運用句法結構的理論對穆旦《春》、《詩八首》的解讀實在就是鳳毛麟角的。再如，穆旦既是詩人，又是一位優秀的譯詩家，我們已經讀到了關於他創作的評論，也讀到過關於他翻譯的評論，但卻還缺乏對譯詩與創作的綜合性研究，穆旦的譯詩是如何與他的創作互相助長的呢？探討這一問題，也將有利於我們對穆旦的“西化”選擇有一個更確切更富有實證性的說明。
從1945年到1998年，我們的穆旦研究在總體上說是發展緩慢的。這種緩慢折射出的是整個現代中國詩學的艱難發展過程。穆旦曾被遺忘了整整30年，這種“遺忘”除了政治化原因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現代中國對穆旦“西化”詩風的不適。與徐誌摩、何其芳比較起來，穆旦詩歌無疑是“艱澀”的，離中國詩人固有的審美趣尚也很遠，隻有當中國現代詩的接受者們已經厭倦新月派-象征派-現代派的“感物吟誌”模式時，或者說隻有當這一詩思的僵化性暴露無遺時（實際上這在30年代後期已有顯現），人們才會真切地感受到變革自己傳統的意義，才會重新開掘穆旦的意義，在“陌生化”的探索中創化自身的詩學傳統。是民族審美心理的嬗變的緩慢決定了穆旦詩歌在中國詩史上的悲劇性命運。
所幸的是，這一局麵已經大有改觀。我相信，隨著中國社會在整體上的轉型和嬗變，人們的審美需要也將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那將會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入穆旦詩歌，更多的更引人注目的成果將會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