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辦教席！
這一首詩是魯迅在1925年6月5日所作。同《七步詩》一樣，這首詩具有鮮明的現實諷喻性。抒情總是與一定的具體事件相聯係，或者說，少有單純的抽象的自我抒情。抒情因素容納在某些現實感受的描述當中，這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大特征，也影響到現代中國舊體詩的藝術手法。魯迅這首詩除戲擬《七步詩》外，“教席”一語也飽含著作者人生曆程中最重要的感受之一：女師大事件。同年6月1日魯迅在《語絲》發表《“碰壁”之後》，文章借楊蔭榆“學校猶家庭”論提出，在女師大，校長與學生的關係即婆婆與媳婦兒的關係。婆婆“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這就是“教席”。魯迅描述了這場“教席”：
我於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曆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除了這一顯著的現實指向性外，魯迅還引人注目地調整了豆與萁的位置。曹植是“豆在釜中泣”，個人感情在“豆”一麵，是豆有冤，也是豆有怨；魯迅是“萁在釜下泣”，個人感情在“萁”一麵，是萁有冤，亦是萁有怨。在相同的話題範圍內生發藝術原型是中國舊詩的傳統。當然，這種生發有不同的方式，或者“正用”，即作為原型，作為相同的文化氛圍、心理氛圍被接受、被融解、被複活；或者“反用”，即在有意識的“反傳統”當中尋求對原有話題的新開拓。魯迅這一戲擬的“替豆萁伸冤”更像是後者。
但是，這也僅僅是“像”而已。南朝王籍《入若耶溪》雲：“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北宋王安石“反用”道：“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鍾山即事》）魯迅“替豆萁伸冤”又分明不是這種刻意的“反傳統”，不是這類挖空心思的別出心裁。王安石式的創新也終歸隻能成為搬弄詞語和典故的遊戲，測驗學問的考題。而這很為魯迅所不齒。——如果說曹植的《七步詩》本來就真誠地表現了傳統中國社會的人倫危機，而曆史的幽靈直到今天也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徘徊，如楊蔭榆等正是借家文化的人倫道德實現對青年學生的壓榨、盤剝，那麼又有什麼必要來“反其意而為之”呢？藝術的創新一旦落入了逆反心理的窠臼就是最不幸的。
曹植借豆鳴冤，魯迅替豆萁伸冤，這裏絲毫沒有逆反心理的作用。曹植以豆自喻，將曹丕喻為豆萁，豆與豆萁同根相生，豆責備豆萁不該如此的手足相殘；魯迅以豆萁喻無辜學生，但沒有顛過來說楊蔭榆之類是豆，楊蔭榆與學生顯然不是同根相生，不是手足之情，而是“苦節的婆婆”與“受苦的媳婦兒”的關係，所以魯迅替豆萁伸冤，卻沒有硬找一個豆來反罵一通。在魯迅看來，豆與豆萁既同根相生，那麼命運不過伯仲之間！豆固然有被煎迫之苦，但豆萁亦有自焚之難，一燼一熟，最終不過是另一位得勢者筵席上的用料。這樣，關注中國人倫悲劇的魯迅又從單純的人倫搏鬥的怪圈裏掙脫了出來，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觀照人生，他發現，在傳統中國的生存方式中，豆與豆萁的“同級鬥爭”是一回事，但不同等級（階級）之間利用各自的“地位差”而弱肉強食、恃強淩弱則更殘酷，也易被充滿奴性的中國人所忽略。被知縣打過枷的仍然優哉遊哉，被衙役占了妻子的依舊麻木不仁，但獨對同級的“狂人”忍無可忍；阿Q對趙太爺、假洋鬼子低眉順眼，惟視小D、王胡之類為眼中釘。這不正常！中國人要走向幸福的明天，就必須拋棄這類狹隘的、懦夫式的同級鬥爭，在等級金字塔內展開階級間的鬥爭！這或許就是魯迅接受階級鬥爭學說的心理動因吧。
總而言之，魯迅“替豆萁伸冤”，是在肯定了《七步詩》人倫內涵的基準上，又將中國的這一司空見慣的悲劇作了更深入的開掘，並上升到一個更恢弘更富有理性的層次上來全麵把握。這裏，與其說是有意替誰伸冤、翻案，還不如說是對自我命運的嶄新揭示。如果就詩歌藝術而言，則又是對傳統的一次成功的“創造性轉化”。古老的家文化的公案，給現代人以新的激情、新的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