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反七步詩”——反撥中的回歸
煮豆燃豆萁，
豆熟萁已灰。
熟者席上珍，
灰作田中肥。
不為同根生，
緣何甘自毀？
這叫《反七步詩》，郭沫若1943年創作。其新意不言而喻，較之曹植和魯迅，郭沫若這首詩都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如果說在曹植的原詩和魯迅的創新當中，都還共同持有這樣的觀念，即豆或豆萁的確蒙受了冤屈，理應有所怨憤；那麼郭沫若則完全否認這段公案中有什麼冤怨的內涵。“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郭沫若認為：“站在豆的一方麵說，固然可以感覺到萁的煎迫未免過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麵說，不又是富於犧牲精神的表現嗎？”
從手足無情、兄弟相殘的控訴到對自我犧牲精神的讚譽，這個彎子轉得頗大，熟稔《七步詩》的讀者都不能不暗自驚歎：恐怕隻有在現代中國，隻有在郭沫若這位思維活躍的詩人筆下才可能出現這類挑戰式的創新。
但是，僅僅如此我們就闡釋了《反七步詩》的全部內涵，真正揭示了郭沫若詩歌的創作心境了麼？我認為依然沒有。有一個因素我們尚未破解開，那就是郭沫若的所有銳意創新的“翻案”作品往往並不是單純文化意義上的冥思，而更具有某種特定的政治背景、政治內涵，不能捕捉這些詩歌中所蘊含的政治信息，我們的解讀就終將是隔靴搔癢，未能進入郭沫若詩歌創作的無意識深層。
不妨追憶一下郭沫若這段時間的政治境遇：抗戰爆發後，郭沫若匆匆回國，意欲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展雄圖。1938年始，曆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就郭沫若以前的海外漂泊生涯而言，則似由“在野”進入了“執政”，或者說是由“處江湖之遠”轉為“居廟堂之高”，政治境遇的根本變化極容易在這位衝動型的詩人的精神世界激起層層波瀾，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比較能夠迅速地領略這種變化的意義，並努力使自己從精神上調整方向，較順利地適應環境。於是，《反七步詩》前後，郭沫若所從事的文化活動（藝術創作與曆史研究）具有三個新的特征：（一）從早期“反抗不以個性為根的道德”、“反抗盛容那種情趣的奴隸根性的文學”轉而強調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二）從早期對下層人士積怨的抒寫轉而闡發上層統治者的積極因素，甚至為曆史上的奸臣暴君大翻其案。（三）個人生存觀從早期的狷介、桀驁到呼喚自我犧牲、團結互助。
《反七步詩》是這些轉變的藝術表現。在此時此刻的詩人眼中，鬱鬱不得誌的曹植不僅不值得同情，相反，其卓爾不群都是“恃寵驕縱”的表現，後來受人猜忌也純粹是咎由自取。（相應地，處於統治地位的曹操、曹丕倒“並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麼可惡”！）《七步詩》顯然也就是曹植“個人主義”的牢騷話語。於是，郭沫若決意要反其意而動，是為“反七步詩”，這樣，《反七步詩》實際又成了郭沫若躋身政治圈之後對自身現有地位及所從事的社會活動作一“反駁性”的說明——從某種意義上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就是某種拋棄前嫌的兄弟會、將相和麼？皖南事變後，周恩來憤而賦詩，也正是以豆萁喻國共兩黨。
不過，我認為，這仍然隻證明了這首詩的獨特的時代性和政治價值，並不能完全證明它的文化價值和文學價值。就詩歌藝術自身而論，郭沫若這一“反”雖新，卻分明包含著我在前文所述的藝術逆反心理。如此反傳統，似乎連藝術創作之源的個性生命也給反掉了，那麼藝術、詩的立足之地又何在呢？政治鬥爭的標準是千變萬化的，而藝術一經創立，則確定不移了；政治有可能給藝術、給詩以新的激情，但激情本身卻也有可能誤入他途。
由此我想到，中國詩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該多麼有意義，卻又是多麼不容易建立起真正新的“意義”呀！一段老祖宗的公案，並非所有的後人都能參透，都能作出完滿的破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