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病”、“多餘人”與“孤獨者”——中西近現代文學一個基本精神之比較
“世紀病”、“多餘人”、“孤獨者”是中西近現代文學史上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三類精神現象與文學典型。“世紀病”主要見於“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西方文學，它的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紀早期，即傳統所謂的法國消極浪漫主義的一些創作，在夏多布裏昂的短篇小說《勒內》中，在繆塞的長篇小說《世紀兒的懺悔》中，在拉馬丁、維尼的詩歌中，我們最早看到了這些遺世獨立、悲觀迷茫的漂泊者。“多餘人”是19世紀上半葉俄國文學中的青年主人公的典型形象，如恰茨基、奧涅金、畢巧林、別爾托夫、羅亭……他們精神空虛，無所事事。這是俄國文學剛剛走向世界文學時就染上的時代性病症。“孤獨者”則是20世紀初中國“五四”文學中展示的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形象，魯迅的呂緯甫、魏連殳、狂人、“瘋子”、涓生、子君，冰心的穎石兄弟、何彬，廬隱的知識女性群，郭沫若的愛牟、賀君、洪師武，鬱達夫的“零餘者”係列，包括後來茅盾早期小說中的青年幻滅者、巴金的覺新、柔石的肖澗秋、丁玲的莎菲，乃至錢鍾書的方鴻漸，都從屬於這條“五四”精神體驗的脈絡。“孤獨者”一詞取諸魯迅小說《孤獨者》，但願我們能藉此概括出中國“五四”知識分子的某些共同體驗。
在我們傳統的文學史闡釋中，常常不自覺地將這三類人混淆起來，籠統地概括他們共同的精神特征：落寞孤寂、萎靡頹唐、悲觀絕望。尤其是其中的“世紀病”與“多餘人”，既同屬於西方文學的範疇，又大致處於同一個曆史時期，於是就都成了“沒落貴族”或“中小資產階級”對“現實不滿，又找不到出路”的悲劇。新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熱衷於將“孤獨者”尤其是魯迅筆下的孤獨者與“世紀病”聯係在一起，近年來，一些青年學者又努力在《野草》中發掘這一孤獨者的“現實主義”精神，似乎這樣一來，就縮短了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
但惟其如此，我們也就把“世紀病”、“多餘人”與“孤獨者”這些活生生的藝術典型抽象了，抹煞了它們各自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個性，從而也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我們對世界各民族文學及中國現代文學獨創意義的深入體認。
一
“世紀病”與“多餘人”最顯著的區別我認為可以通過《世紀兒的懺悔》與《歐根·奧涅金》來分析。
《世紀兒的懺悔》和《歐根·奧涅金》從故事的敘述模式上看是同一類型的，都是愛情的追尋與消逝，其男主人公都是憂鬱多疑，有西方文化意義上的“魔”的某些底蘊，女主人公也一律溫柔純淨，有“天使”的迷人光彩。但寓涵在這兩個故事背後的精神本質卻有很大的不同。
《世紀兒的懺悔》一開篇就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情愛與性命交織在一起的驚心動魄的畫麵。沃爾夫發現，自己熱戀著的情人與好友關係曖昧，為此決鬥而受傷，另一個好友更以奇特的方式開導他，證明“世上沒有天真無邪的愛情”，從而奠定了小說以愛情探索人生意義的基調。沃爾夫與比埃鬆夫人的故事是對這一論斷更深一層的討論。它的涵義是：當真的出現那麼一位純潔無邪的人時，我們是否就能獲得永恒的愛情。沃爾夫與比埃鬆夫人的命運曆程回答說：“不能！”因為人有著自身許許多多的難以克服的矛盾：沃爾夫的愛愈是刻骨銘心，也就愈帶有異乎尋常的心理變態，也就在實質上造成了對比埃鬆夫人的殘酷折磨，所以說，愛最終成了沉重的負荷，成了邪惡。
愛使愛本身成為不可能，對理解與溝通的刻骨銘心的渴望最終也使這種理解與溝通成為不可能。這一愛情故事的潛台詞即在於此。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兩個有個性有自己的理想與追求的人的靈魂的碰撞。這種碰撞所發出的聲音是沉重的，所造成的斷裂是深刻的，它把悲劇性一直引向了對人的本質，對人個體生命之完成這一本體性問題的深處。
但是，“多餘人”的愛情悲劇卻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我甚至把它們稱為愛情悲劇也並不十分準確，不能反映問題的實質。首先，多餘人的愛意（如奧涅金對達吉亞娜）不過就是那一瞬間的好感，他們從來都不認為有真正與自身相知相契的人，奧涅金在劇院的感受最有代表性：
拿著望遠鏡，無論怎樣觀看，
卻隻有幻滅，像處身異域中，
隻有陌生的跳鬧，令他厭倦，
卻再也看不見熟悉的麵孔，
難道我隻能一麵看，一麵嗬欠？
其次，對於俄羅斯傳統婦女而言，她們在實質上未能真正理解多餘人痛苦而複雜的內心世界，相反，在自我的人生道路上卻是很自然地順從了命運為她們安排的角色（如達吉亞娜）。俄國婦女解放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就在於像達吉亞娜這樣的婦女尚未個性成熟以致構成與奧涅金的個性衝突。奧涅金們的悲劇仍是他們與整個社會對立、格格不入的悲劇，情愛失敗對他們並不是什麼大事，因為這些愛情本身並沒激起他們個性深層的波瀾。“他們總是渴望走得更遠些，他們都懷著一顆折磨他們的‘火熱的心’。”沃爾夫可以從愛情的幻滅中悟出人本體意義的悲劇，而奧涅金們卻決不會，達吉亞娜式的事件終究會過去，他們仍然是一個與世俗格格不入，而又孤立弱小到無力抗爭的“多餘人”！這樣的故事隻是他們冗長而無聊的生存曆程中的短暫一瞬，悲劇就在於他們再次證明了自己無法與社會的整體和諧統一起來。這是奧涅金們與俄國社會環境的又一次碰撞……
達吉亞娜、貝拉、娜達麗亞這樣的女性終究未能與奧涅金、畢巧林、羅亭產生性格碰撞，導致深刻的“世紀大悲劇”。所以說，俄國的“多餘人”就本質而言是環境之改造、民族素質之提高等社會問題尚未解決的時代產物。別林斯基就說《歐根·奧涅金》是“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安年科夫認為《羅亭》是一部“社會小說”，萊蒙托夫也自己說《當代英雄》“不是一個人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