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6章 中西近現代文學一個基本精神之比較(2 / 3)

總而言之,“世紀病”的憂鬱是直接指向人性本身的,在這裏,外在的社會問題的刺激都成為他們對人自身認識、體驗的一次契機;“多餘人”的憂鬱是直接指向社會的、環境的、他人的。在這裏,任何人性的表現都成為加深其社會經驗,促使其憤世嫉俗的一種力量。“世紀病”是本體意義的,純西歐性的;“多餘人”是社會意義的,帶有獨一無二的俄羅斯特征。

這種差別又主要是由西歐社會曆史與俄國社會不同的曆史進程所決定的。19世紀的西歐,近代文明已經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發展,盡管也仍然存在一些社會問題,甚至是必須通過政治革命這一激烈方式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但是總的說來,這些社會問題並不是作為一個整體來束縛人、孤立人,人已經相對地取得了較多的自由,加之對純精神領域的形而上的價值標準的追求又是西方文化源遠流長的傳統。因此,西方人就有可能較早地把目光投向人性自身。而與之同時期的俄國,卻是一個封建勢力非常強大的農奴製國家,極少數的貴族知識分子與絕大多數的社會庸人的尖銳對立是俄國近代化進程的曆史特征,在這種曆史條件下,極少數的先覺者是孤立的,處於社會整體的包圍、夾擊之中,他們的力量是弱小的,人生是疲憊的,而且時時痛苦地體驗到整個社會是按照那種固有的與自己理想格格不入的價值觀念在運行,與自己無幹!在自足自適的社會規律麵前,自己是“多餘人”!因而,“多餘人”的體驗本身就是對社會整體性腐朽的一種特殊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之中,惟其因為“多餘”,才得以保持自身的可憐的一點獨立,而且,當這種獨立性在可能獲得某種外來力量的支撐的時候,“多餘人”就會走上社會革命的道路。羅亭不就是這樣麼?總之,“多餘人”最敏感的是這個社會“怎麼樣”,困惑的是這個社會“為什麼會這樣”,痛苦的是“社會不能與我的理想諧調”,他們還沒有機會或者說沒有心境去思索人性自身的許多深刻問題。

相反地,盡管今天我們可以強調西方現代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許多區別,但兩者在“人本體”的探索這條線路上卻是一以貫之的。這裏,我們常常也把現代主義歸結到所謂西方現代社會危機的反映,我們尋找的社會危機,諸如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危機等等固然也是不無道理的,但我認為,這都還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一個非常顯明的事實是,我們從現實的西方世界所看到的完全就不是那麼一幅幅淒風苦雨的畫麵,絕大多數的現代西方思想家、作家照樣過著適意安定的生活。“他人即地獄”是薩特的名言,但他與伴侶的愛情卻成為世界上最經典的愛情之一。我認為,所謂西方現代文學“世紀病”的“社會危機根源”應當有與過去的傳統完全不同的涵義。西方現代文學並不是這些社會問題的直接投射和反映,它本身也無意(或者說根本沒有必要)去揭示這些社會問題,它關注的仍然是19世紀西歐浪漫主義文學中就已經引起我們思考的關於人的本質的一些東西。薩特津津樂道的恐怕還不是我們中國人意義上的人際關係,薩特又何曾如此悲觀地看待這種社會的必然聯係!比方說,他關於“自為”和“為他”所展開的討論就不是停留在這一人倫的層次上。薩特舉了例子:我在公園散步,忽然注視到了你……於是我深深地感到了與世界的隔離、我的相對性。為什麼呢?因為“他人在世界中的顯現相當於整個宇宙的被凝固的潛移,相當於世界在我造成的集中下麵同時暗中進行的中心偏移。”意思是說,在沒有出現“他人”以前,我是獨立地麵對整個宇宙,我與宇宙是和諧的、整一的,但“他人”的影像卻打破了這種平衡。我被宇宙“分裂”了出來,我於是成了外來者,一個孤獨的人。這裏的“他人”隻是引起我對自身命運的頓悟的某個符號。這樣的體驗、這樣的孤獨是多麼的氣勢磅礴,富有宇宙精神!

這就是“本體”意義的世紀病。

“五四”是中國開始全麵走向文化現代化的起點。當這個封建古國還做著自己的“天朝美夢”的時候,西方世界已經開始甚至已經完成了他們的現代化任務——這條曆史的鴻溝將很長時間地橫亙在我們麵前,因此,中國現代史的諸多特征都與19世紀初的俄國相似:古老的又總是覆蓋著溫情脈脈的麵紗的社會第一次裸露在了現代社會的光天化日之下,在近代史的炮火中瘡痍滿目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剪不斷,理還亂”。傳統的勢力是強大的,先覺的知識分子是弱小的、無力的、孤獨的,——恐怕正是這樣,俄國文學才成為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最大的外國文學。

鬱達夫的孤獨、變態是新時代所喚醒的生命欲與自己無意識深層的道德自律難以克服的矛盾、衝突,這同時也是兩種製度、兩種文化在碰撞中的時代悲劇、社會悲劇。冰心、廬隱筆下的悲劇都與社會的政治製度、曆史的社會文化心理息息相關,而隨著社會改造的進行,社會問題的逐步解決,這些悲劇是可以避免或者減少的,而魯迅小說中的呂緯甫、魏連殳、狂人、“瘋子”、夏瑜等人也都處於社會整體的尖銳對立當中,置身於“千夫所指”的孤立當中,他們在精神上的諸多特征都與“多餘人”十分相似,所以說,中國“五四”新文學的“孤獨者”是社會意義的,不是人本體意義的。

不過,同作為社會意義上的時代性悲劇,中國的“孤獨者”與俄國的“多餘人”也仍然存在內涵上的細微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