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這一代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接受近代文明的群體，麵對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的迅速發展和中國現實年複一年的麻木沉滯，他們內心深處有火一般的激情，卻又不得不在鐵鑄的事實麵前被一次次悲壯地摧毀。因此，這些“孤獨者”的本質特征還不是憂鬱，而是一種深刻的焦灼和由此產生的沉重的悲愴。《沉淪》中喊道：“祖國啊祖國！我的死是你害的！”《孤獨者》迷惘之中出現的“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這亦如魯迅晚年的自我總結：“風號大樹中天立，日薄滄溟四海孤。杖策且隨時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
俄國“多餘人”的憂鬱根植於俄國社會相對較早的較全麵而主動的文化開放。到19世紀初，西方的近代文明雖然未能在俄羅斯大地上蓬勃生長開來，但作為一種價值觀念、一種文化精神卻是逐漸深入地滲透到了許多貴族知識分子的圈子內。在幾代人的傳承熏陶之下，青年一代如普希金等接受西方文化已經是一種順乎自然的新傳統。但隨著這些貴族青年逐漸長大成人，逐漸擴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間，那種對社會環境腐朽的真切體驗，那種難以名狀的隔膜和孤獨就慢慢地釋放了出來，並彌漫了他們的心靈，這就是“憂鬱”。
焦灼、悲愴源於一種迅猛而至的新的刺激和繼之而生的失落感，憂鬱源於固有的深厚的理想被現實一點一點蝕空的空虛與壓抑。
此外，我們還看到，在社會的整體性擠壓中，“多餘人”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叛逆和高貴。他們盡管勢單力薄，盡管都沒有多少付諸實踐的對抗性行動，但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們從精神上對庸俗社會的鄙夷是堅決的、毫不猶豫的，他們自我的精神世界又是獨立完整的，雖然在生活中多有猶疑，但他們從來也沒有懷疑過早年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和由此塑造的一係列價值觀念。這主要是因為俄國封建傳統文化的弱小，不足以構成與西方文化的對抗，這樣，變革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觀念都是自足完整的，沒有什麼內在的裂痕。
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經久不息的對抗。這種對抗在變革時代中國的“孤獨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國“五四”的“孤獨者”在內心世界是矛盾的、分裂的，其深層的價值觀念是擺動的、不穩定的。冰心筆下掙紮的女性在“愛”的旗幟下重新眷戀著“家”的溫暖，廬隱寫她的“伊”：“豪放的性情，不知什麼時候，悄悄地變了。獨立蒼茫的氣概，不知何時悄悄地逃了”（《前塵》）。魯迅的呂緯甫不得不隨波逐流做些“無聊的事”，以滿足別人，也撫慰自己的“良心”，子君很自然地習慣了“川流不息”的家務，曾經幡然警悟到“吃人”現實的狂人也終有清醒、實際的時候，他“赴某地候補矣”。中國“五四”“孤獨者”自身精神世界的矛盾分裂導致了他們與環境世界是既對抗又粘滯的一種複雜關係，俄國“多餘人”的那種桀驁不馴的貴族精神，在中國“孤獨者”身上是極其少見的。
與環境世界千絲萬縷的情感聯係也使得中國的“孤獨者”與環境世界的對抗也主要不是一種整體性的對抗，而是與自身實際生活中具體的人們的對抗，在與這個具體環境的人們的矛盾對抗當中，中國的“孤獨者”依然可能把生活的希望依托在另一個遙遠的地方。所以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中國的“孤獨者”最痛楚最難以忍受的是傳統和諧的“人倫關係”的破壞，具體生存環境中人與人關係的緊張與惡化以及這個環境在價值觀念上的腐朽更加令“孤獨者”感到悲哀。魯迅說過：“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麵稱為‘同道’的暗中將我作傀儡或從背後槍擊我，卻比被敵人所傷更其悲哀。”
如果說，西歐人的“世紀病”是純個體性的、生命形態的體驗，那麼，俄國人的“多餘人”就是社會性的、生存形態的體驗。中國的“孤獨者”也是一種社會的生存形態，不過，俄國文學更側重於個體對社會整體的生存體驗，中國的“五四”新文學更側重於個體對具體生活圈的生存體驗，即人倫關係的體驗。因此，也不妨將這些“孤獨者”稱為社會性的、人倫型體驗。魯迅曾經比較說：“中國是古國，曆史長了，花樣也多，情形複雜，做人也特別難，我覺得別的國度裏，處世法總還要簡單，所以每個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國，則單是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幾乎全部。”
比較細致地區別世界近現代文學史上這三類重要的精神特征，對於實事求是地評價各民族文學的成就，是很有意義的，尤其是充分地檢視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曆史階段性特征，這對於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啟迪意義。因為所有文學的現代化，都在實質上表現為一個向個體生命的深層開掘的問題，隻有意識到了現代中國文學“人倫態”與“生命態”的距離差，我們才可能把握這一發展的方向。中國現代的象征派、現代派詩歌，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馮至等，本質上都仍然是傳統美學範疇內的態式，與現代意義的“生命態”相去甚遠。至此，連“五四”的“孤獨者”形象也大為淡化了。與之同時，隻有意識到了現代中國文學向“生命態”轉化的現實性基點——人倫化的生活，我們才有了發展的基礎，或者說有了新的文學的結構材料，有了現實人生最好的對應世界。中國當代的第三代詩人，恰恰迷失了這個基點，他們不知道今天的中國到底處在什麼樣的曆史位置，又到底最痛苦於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