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姐什麼是嫁死？姐沒說。沒幾天，我在鄰居的嘴裏知道了嫁死就是嫁過來時給買了一張保險，然後就盼著礦上出事，人一死，這些新娘就可以拿錢走人了。也就是說，她嫁過來，就盼著父親死的那一天了。我聽了，脊背發涼，抖得像篩糠。
怪不得她那樣年輕就給4個孩子當了後媽，怪不得她在父親麵前低眉順眼呢。我開始像姐姐一樣敵視她，跟她作對，把她那件唯一體麵的綠呢子上衣的牡丹花剪出窟窿來。在奶奶麵前告她黑狀，有的沒有的亂說。
終於還是出事了。那個黃昏，礦上的警報尖銳地打斷了各家各戶剛剛升起的炊煙。她踉踉蹌蹌地跑出去。回來時，腳步扭了麻花勁兒，不過，她沒有像礦上那些女人那樣哭天搶地，她的眼裏沒有淚。我不知怎麼冒出來那句話：你的命真好！她瞪了我一會兒，從我身邊飄過去，“砰”地關上門。院子裏，奶奶和姐姐的哭聲驚起了一群群烏鴉。
她三天三夜水米沒打牙，也沒人去管她。第四天，她打開門，洗了整整一杆衣服。晚上，她包了很大很大的白菜包子，她說，他走了，咱們的日子還得過，一家人都愣了一下，她用的是“咱們”。
放學回家，我看到院子裏擺了兩麻袋黃豆。她坐在桌子前挑豆子。我睡覺時，她“嘩啦嘩啦”地用水淘豆子。早晨起來，看到家裏的大盆裏都是豆子，上麵蓋了紗布。問她這是幹什麼，她說：生豆芽兒。又補充一句：賣了，掙點兒錢花。我沉默了。
父親活著時，礦上掙的那點兒錢將夠吃用，父親死了，一天三頓飯還得吃。她說，家裏的事你別管，好好念你的書就行了。
她伺候那些豆芽兒比伺候孩子還精心，一天不知要看上多少回。好多個晚上，我都被搬動盆子的聲音驚醒。燈光下，她搬動大鋁盆，給豆芽兒換水。白天，她擺弄那些豆芽兒時，我偷偷掀開蓋看一眼，那些豆芽兒像可愛的胖寶寶一樣很富態。而她，如銀盤一樣的臉卻瘦了下去。
豆芽兒不知不覺就長長了。她用自行車馱出去，回來時，筐的大肚子就空了。沒幾日，豆芽兒筐不再空肚子了。滿滿地出去，滿滿地回來。她坐在院裏長籲短歎，一遍又一遍讓我幫著算再降多少錢合適。嘴裏還叨咕著，人家咋能賣那麼低的價錢呢？我說，該不是從秤上找了吧？我也給你的秤琢磨琢磨。她說，咱掙的是光明正大的辛苦錢，那樣的缺德事咱不幹。
豆芽兒被她送給左鄰右舍，人家給錢，她死活不肯要，說，權當做個廣告了。那些天，我看到她的眼睛總是紅紅的，嘴角起了很大很大的水皰，像掛了兩滴水。
沒幾日，豆芽兒筐又空了。她說，老二，你猜咋的？那些人生的豆芽用尿素，怪不得又長又壓秤呢，今天全叫工商給查了。她說，這人到啥時候都不能壞了良心。
日子飛快地溜走了。姐姐、弟、妹、我和她成了真正的一家人。她賣的豆芽兒在礦區很受歡迎，她的吆喝也很有意思，她不像別人光喊豆芽兒，而是喊，老齊家豆芽兒！沒想到一個大字不識的女人，居然有那麼一點點品牌意識。
我上高中了，成績忽高忽低。回家時，我常常碰上一個老實的男人在幫她搬麻袋，她讓我叫蔣叔。我想，守了這些年，她對這個家也算夠意思了。我跟姐姐說，趙姨要走，你別攔著。姐瞅了瞅她，沒吭聲。話是這樣說，可每次回家時，我的心還是懸著。她沒走，風雨不誤地生豆芽兒賣豆芽兒。有時遇到雨，她差不多就是拖著車子回來。遇上集，三十幾裏的路，她一個集一個集跟著趕著賣。礦上的人幾乎家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地就要擺上一盤老齊家豆芽兒。
她有了白頭發，她的手變得又紅又粗，她的臉居然成了一條條，再不像院子裏的向日葵了。回到學校，我把每天的生活費壓縮到最低限度。買兩毛錢的饅頭就著她做的黃醬吃。想到她吃的苦，我就不覺得自己苦了。我又高又細，像極了黃豆芽兒，我告訴自己說我是有夢想的黃豆芽兒。
都說寒門出才子，我卻不是那樣聰明優秀的孩子。連著考了3年，我也不好意思再念了，這樣的家，能把高中讀下來，已經不容易了，何況下麵還有弟和妹。我要像姐姐一樣出去打工，我想給她買一件好一點兒的衣服。
晚上，昏黃的燈光下，她站在了我麵前。她說，老二，你給姨說，你到底想不想念，如果你想，姨就是砸鍋賣鐵也供你！我不吭聲。半晌哭了出來，我說，姨，我夢裏都是考大學。
我第四次邁進了高中的門。除了吃飯、睡覺，我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學習上。她來看我，給我帶來滿滿一瓶子雞蛋醬，還帶來一件新織的毛衣。她說，別省著，身體也要緊。她走時，我注意到，她的鞋後麵張了嘴，像一隻滑稽的青蛙，每邁一步，它就張一下嘴，她穿的還是那件綠色的呢子衣服。衣服褪了色，剪爛的牡丹花被她用針細細密密地補上了。她到我們齊家十幾年了，這件衣服還是她最好的衣服。低頭看手裏的毛衣，灰色的，很簡單的針法，卻有好幾處都掉了套子。我想，可能這是她第一次織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