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是政府直接幹預產業的一種行為。它是國家為促進經濟長遠發展而采取的政策幹預措施，新興國家多以此作為追趕發達國家的手段和工具，對國民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產業政策一詞最早出現於日本。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對中國有著重要的示範和影響。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的經濟起飛，世界稱之為“東亞奇跡”。與美國、歐洲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一直推崇“自由經濟”，反對政府對經濟事務的幹預不同，鑒於自己的產業發展環境與條件，日本政府采取了政策幹預並取得巨大成功，這就是所謂“產業政策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奇跡”。為此引起了各國經濟學家的高度關注。
戰後的日本，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為重建經濟，日本舉國上下開始了艱苦的努力。為找到有效的經濟發展之路，日本政府沒有聽任經濟自由發展，而是采用了帶有明顯的戰前和戰時特點的行政手段來介入經濟，強調控製和計劃，這種做法有效地引導了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產業的發展，避免了不分主次，一哄而上爭搶資源的自由經濟，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
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日本政府根據世界經濟發展走向，及時提出“建立重化工業”“改善產業結構”，重點推動鋼鐵、造船、機械、重型機電設備、化學工業、汽車、石化、核能、電腦、半導體等基礎與新興產業發展。
日本政府製定產業政策也不是大包大攬和製定強製性政策，而是采用政策形式來影響產業和企業的決策，如對農業、礦業以及紡織、金屬冶煉、造船、石化等正在衰落和在國際市場上處於競爭劣勢的產業，采用進口許可證的授予權、日本開發銀行的融資以及稅收保護等政策手段予以保護。
日本的產業政策主要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門主導，民間行業協會、屬於政府的各個工業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以及民間的金融、財團等團體配合協調發揮影響。
通產省是負責產業發展的最重要機構。1970年，通產省下設的9個局中，就有重工業、輕紡工業、煤礦、化工、公用事業等5個局。局以下又分成處和科，分別負責不同產業，如重工業局裏設有鋼鐵、工業機械、電子和電器設備、汽車、飛機等處。與各局相對應的民間機構是行業協會，如日本鋼鐵協會、日本汽車製造業協會、日本造船協會等。這些行業協會的主席由本行業主要企業的董事長輪流擔任，與相對應局密切協作，配合政策的調研製定與實施，使出台的產業政策有利於本產業或業內主要廠商。
如1963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明確規定了“最佳產業結構”，要發展“收入需求彈性值高”“生產率增長快”的產業。為此，日本以產業立法的形式製定了《機械工業臨時振興法》《電子工業臨時振興法》等產業政策，指導日本經濟發展的重點。在此政策的指導下，日本的鋼鐵、煉油、石化、機械等產業快速發展。雖然日本有了這些做法，但一直沒有一個專有詞彙來界定，1971年日本通產省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工業委員會”發表“日本的產業政策”為題的演說，於是“產業政策”一詞問世。
日本的產業政策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也受到經濟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的高度重視。
改革開放後，為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中央將財政、金融、投資體製等很多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權力下放到了地方，但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分權體製下，地方市場分割，以鄰為壑，低水平重複建設現象紛紛出現，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急劇膨脹，導致物價上漲，產業結構惡化，經濟秩序混亂。一哄而起，一哄而下，一放就亂，一亂就管，一管就死，經濟亂象導致國家總體經濟運行也出現較大起伏。
對於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混亂情況，陳雲憂心忡忡，多次在中央的有關會議上批評這些亂象。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
陳雲同誌講，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這不行。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否則至少要耽誤時間。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19）
汽車工業尤其是轎車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混亂情況引起中央領導高度關注。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曾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長期分管國家汽車工業的全麵規劃，對汽車工業的現狀與問題有著透徹的了解。1991年10月7日下午，朱鎔基輕車簡從來到中汽總公司視察，在聽完中汽總公司負責人的彙報後，針對汽車工業亂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我為什麼老不來，就是因為汽車問題太複雜了。對汽車問題還是要有兩點論，一是汽車工業有很大的發展，應該說很有成績，不論是卡車、轎車、重型、中型、輕型都做出來了，而且有一定水平，性能在國內也還可以，對成績要有足夠的估計，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汽車工業確實是典型的重複建設的行業，造成極大的浪費。江澤民同誌在中央工作會上，第一個點的就是汽車。問題確實嚴重，不知浪費了多少錢。宏觀管不住，微觀搞不活。投入多，產不出，花了多少冤枉錢。
汽車工業一直有一個毛病，發高燒。一直高燒不退，到處鋪攤子，造成現在幾千家這個局麵，怎麼得了？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應把汽車工業作為一個重點進行整頓。調整結構，加強宏觀調控。我讚成家華同誌的意見，這麼搞下去，控製不住……這麼下去怎麼辦？再不管不行了。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把經濟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調整結構和提高效益的軌道上來。首先就要把汽車工業作為重點。
麵對汽車行業的亂像，出台產業政策進行管製和引導已是勢在必行。
產業政策最大的特點是國家對產業發展進行幹預。早在1985年5月，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體改委、機械工業部三委一部聯合發出《關於汽車工業發展規劃和管理體製改革若幹問題的通知》，從宏觀控製與微觀搞活的角度，對國家汽車工業發展和管理體製改革提出明確要求。9月，中共中央《關於“七五”計劃的建議》中正式提出“要把汽車工業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11月，中顧委副主任、國家機械委主任薄一波在中汽公司首屆五次和二屆一次會議上提出：要進一步抓好改革，進一步放權，打破條條框框的界限，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聯合起來，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專業化生產，走“大批量、高起點、專業化”的發展道路。
1987年，中央北戴河會議專題討論汽車工業發展問題，決定發展轎車工業，並再次明確了汽車工業支柱產業的重要地位。為加強產業政策的研究與製定，1988年，國家計委成立了產業政策司，專司產業政策研究。
1988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國務院提交《我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提出：“要創建一個競爭與幹預相結合的經濟體製，實施以產業政策為核心的指導型計劃；追求動態平衡下的結構均衡，及在此基礎上的資源最優配置格局。”“當前，我國產業組織最大缺陷是缺乏專業化協作基礎上的集中度和分散度以及創新能力差，技術儲備不足，市場行為短期化和被動化。”“作為政府對市場機製的調控手段，產業政策並不隻著眼於局部市場均衡和總量均衡等現象，而是更致力於資源最優配置和增強企業競爭能力等經濟發展的本質問題。”
鑒於中國的產業現狀，中國的產業政策應具備以下特點：
1.產業政策是建設和改革的結合部；
2.產業政策應體現發展階段性的要求；
3.產業政策將體現計劃和催育市場；
4.產業政策具有穩定性和法律功能。
在此基礎上，1989年2月14日，國務院頒布了《中國產業政策大綱》，“產業政策”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國政府的正式文件中。3月15日，國務院又頒布了由國家計委製定的《關於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提出“合理製定產業政策，在壓縮和控製社會總需求的同時，下工夫調整和改造產業結構，以防止出現經濟滯漲現象，在優化結構的基礎上提高國民經濟的素質和效益。”“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加強宏觀控製，指導市場發育。”
雖然從國家層麵的產業政策已經明確，但由於多種原因，具體指導汽車工業發展的汽車產業政策卻一拖數年遲遲未能出台。
1993年7月17日，受國務院委托，機電部在一汽舉行汽車產業政策座談會。一汽74棟（一汽賓館）會議室，全國汽車工業各路諸侯雲集，機電部部長何光遠主持會議，從他們的發言中，可以感受到汽車人對汽車產業政策的理解與要求。
耿昭傑（一汽廠長）：“目前，國內轎車生產的現狀是‘散、亂、差’越治越亂，其結果是國家的資金分散，不能集中資金辦大事。汽車尤其是轎車工業的發展規律，就是要集中投資，大動作、大手筆。
“我們目前的問題是重點不突出，國家要抓幾個重點，扶持企業集團必須要明確幾個條件：經濟規模、產品水平、自主開發能力、綜合素質（必須要達到國際競爭水平的100萬輛、100億美元的資產）。治理散亂的辦法隻有兩條，一是限製，一是扶持。從政策上限製不符合產業規模的小企業；從政策上扶持符合產業規模的大企業。”
張興業（中汽總公司副總經理）：“發展汽車尤其是轎車工業，要以政策來促進技術進步，一是集中投入。國家集中投資，5年內爭取一個廠形成幾十萬輛的能力。”
汪聲鑾（天津汽車公司總工程師）：“各地紛紛搞汽車是為了賺錢，集中起來就斷了地方的財路，他們能有積極性嗎？要說服中央決策人，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中央要發展轎車，就得下決心集中力量上。”
蔡詩晴（中汽總公司總經理）：“產業政策重點必須解決三個問題：
1.規模經濟搞上去，生產點要控製，而且必須是規模經濟的點；
2.科技要放在突出地位，市場競爭歸根到底是產品競爭。要有自己的開發創新的能力，跟著人家走是走不出自己的路子的；
3.零部件問題。零部件問題散亂差的現象很嚴重，與國外比，同步也難以做到。
發展汽車工業需要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走一條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的路子。”
王秉剛（中國汽車技術中心）：“產業政策要明確支持經濟規模，要有政策鼓勵，合資項目也要有規模要求。要用具體政策鼓勵企業自我開發，鼓勵零部件的發展，限製重複引進，支持家用轎車發展，改革汽車產品目錄製度。”
裘誌民（重汽公司總經理）：“政策要體現出鼓勵大型企業集團，鼓勵自行開發。要堅決限製重複建設，通過立法來製定汽車項目的標準。”
黃正夏（原二汽廠長）：“產業政策應明確全國建設兩三個特大型企業集團參與國際競爭，規模起點起碼是100萬～150萬輛，這也符合國際汽車產業發展趨勢。沒有規模就沒有效益，沒有效益就無法生存，這已成為國際競爭的鐵律。”
李龍天（南京汽車集團）：“不上轎車成不了支柱產業，不進入家庭，轎車就發展不起來。合資轎車國產化需要有明確的比例，也要有明確的年限，不這樣，技術進步就沒有壓力。”
張盤（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支柱產業不是要來的，而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所要求的，是客觀存在的。作為支柱產業，產品必須要達到這麼幾點：產品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對國民經濟有較強的拉動作用、在國際貿易中占有相當的份額。支柱產業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需要政策保障。產業政策的核心是政府幹預，是資源分配，是政策導向，包括扶持和保護。”
方喆（重汽集團董事長）：“汽車產業政策是要調動國家、地方、企業的積極性，我們麵對的是一大而窮的基本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性多一點比少一點好。經濟發展有一個過程，企業競爭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汽車產業政策應充分考慮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