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提出要引進一條裝配線的人也許沒有意識到，這一曆史性的決定，實際上啟動了中國轎車發展的按鈕。此時恰逢正在二汽工作的饒斌被重新任命為一機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得知國家計委的計劃後，饒斌立即與上海市領導聯係，建議上海向國家提出要求，將這條擬議引進的轎車裝配線放到上海，以此為契機，改造上海的轎車工業。他認為，上海有較好的工業基礎，又是當時國內惟一的普通轎車批量生產基地，如果將引進的裝配線與上海轎車工業結合起來，能夠較快地消化吸收，為中國轎車批量化生產打下基礎。
饒斌的這一想法得到了上海市領導的全力支持。經商量，決定由一機部汽車總局、上海市機電一局、上海汽車拖拉機公司共同起草，以一機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名義聯合向國務院寫出題為《關於上海轎車一萬輛規劃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提出：
通過引進國外轎車製造技術，提高我國汽車工業的生產製造水平……把引進轎車製造技術放在上海，對上海轎車廠進行改造，使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小轎車製造廠……建設現代化轎車製造企業和選用b級車市場定位。
“報告”首次提出了引進轎車技術和規模化生產的概念以及“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實現中外兩利”選取合作夥伴的原則。
上海市機電局局長蔣濤對那段曆史有極為詳細的回憶：
1978年7月29日，我當時是上海市機電一局局長。時任一機部汽車總局副局長的胡亮和局長助理王恩魁從北京專門到上海，他們一見到我就說：“蔣局長，我們向你報告好消息來了。”“什麼好消息？”我笑著問。
“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外貿部聯合向國務院上報的《關於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的報告》，國務院已經批準了。在報告中提出引進一條轎車裝配線，擬安排在上海，對上海轎車進行技術改造，饒斌部長派我們來和上海領導研究項目落實政策。”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簡直是喜出望外——這不正是我時時盼望的好機會嗎？於是就立即向汪道涵市長作了彙報，並通知拖汽公司做好準備。
當天晚上陳錦華就會見了胡亮和王恩魁同誌，他們初步商量了項目落實措施。陳當時是上海市副市長。他讓我組織人員，和胡亮、王恩魁兩人一起，以一機部和上海的聯合名義，共同起草《關於引進轎車製造技術和改造上海轎車廠的報告》，上報國務院領導。
1978年8月9日，饒斌和上海市副市長陳錦華簽署意見後，“報告”立即被送到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餘秋裏、穀牧、康世恩的案頭。8月11日，李先念將這份報告批給餘秋裏。9月13日，餘秋裏批示：
同意與外商商談。
同誰談呢？1978年9月底，一機部開始逐個去“敲”外國汽車公司的大門，中國向世界拋出了聯係引進汽車生產技術的“繡球”。此時正值國際石油危機蔓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被日漸上漲的石油價格折磨得焦頭爛額，正在想方設法尋找新的投資和產品銷售市場，改革開放的中國給了他們一個尋找新市場的機會。根據中方的邀請，通用、福特、豐田、日產、奔馳、大眾、雷諾、雪鐵龍等世界知名汽車公司先後派代表團來華商談。
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和對中國認識的膚淺，一開始，幾乎所有的外國公司都不看好中國市場。在外國人的眼裏，中國工業基礎尤其是汽車工業極端落後，轎車工業更不值一提。他們對中國汽車工業參觀訪問後得出結論，中國的汽車工業尤其是轎車工業尚處於原始狀態，無法接受現代汽車工業技術，更談不上發展科技和資金密集型的轎車項目；中國的基礎設施如道路、鋼鐵無法支撐現代化汽車工業發展；中國的經濟水平過於落後，國內購買能力太低，無法形成市場規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隻熱衷於向中國推銷他們的產品，而對中國所提的引進轎車生產線自行裝配轎車則缺乏積極性。在上海轎車廠的生產現場，日本豐田公司的代表被車間裏震耳欲聾的榔頭敲擊聲所震驚，他們當著中方接待人員的麵直接說，“這是我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言語中充滿不屑。但也有例外，美國通用公司董事長墨菲的中國之行就特別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