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行業有一句俗語“磨合”，它指的是新車生產出來後，各部分的零件都帶有加工和裝配過程中的痕跡如毛刺或配合鬆緊等，所以新車不允許立即就高速運轉，而是要在限定的速度內低速運轉，使各部分機件之間有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磨合”。德國大眾和上海拖汽公司分屬於兩個體製和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國家，其運作模式和管理方法也截然不同，這樣兩個不同土壤裏成長起來的公司如今要組合在一起運轉，磨合是必不可少的過程。
安亭位於上海市西北郊，是以轎車工業和轎車生產配套工業為主的現代化綜合性工業城，也是上海西部的中心城鎮。安亭南瀕滬寧高速公路，西接江蘇省，北臨嘉定區，為嘉定、昆山、青浦三地之交界，距上海市中心32公裏，距上海虹橋機場20公裏。安亭為曆史古鎮，“漢仍秦製，十裏一亭”，以安名亭，以亭為鎮，曆史悠遠，沿襲至今。明萬曆年間，安亭鎮已成為“南北可二裏”的豐邑大鎮。民國28年（1939年）2月，日寇侵華期間安亭劃歸昆山縣管轄，民國35年（1946年）複歸嘉定。1958年1月安亭隨嘉定縣從江蘇劃歸上海市。中國人的記憶中，文化革命中的安亭事件名噪一時，王洪文率領造反派臥軌要挾上海市委，由此“一鬧成名”，竟然混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最終身敗名裂。
走出曆史，現實中的安亭是一個美麗的江南小鎮，這裏稻田環繞，四季常青，鳥飛雀鳴，空氣清新。鎮上有一些工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生產“上海牌”轎車的上海轎車廠。
1985年，安亭的老百姓好奇地發現，這裏出現了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他們不解地互相打聽，這些洋人跑到我們這裏來幹什麼？根據協議規定，上海轎車廠將作為合資資產並入上海大眾公司，上海大眾將要在老上海轎車廠的廠區先組裝桑塔納，同時另選地方建設新廠房。德國人來到了安亭，成了當地一條重大新聞。
合作協議的簽署隻是一瞬間，但從文字的協議到每件工作的具體落實，雙方卻要越過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會製度形成的重重坎坷，這個難度不亞於翻越喜馬拉雅山。中國上海的汽車人和德國大眾的汽車人盡管目標一致，但雙方的觀點、認識、做法卻大相徑庭，尤其是處在社會發展轉型過程中的中方，對合資企業究竟該如何做的思想認識也在逐步變化，兩股道上跑的車要合到一股道上跑，雙方幾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出現碰撞，有時候嚴重到濺出火花，磨合過程極其困難甚至是痛苦的。
關於上海桑塔納合資過程中的故事，國內報刊媒體有過大量的報道，單純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雷同的語調早已讓讀者失去了新鮮感。從兼聽的角度考慮，我們不妨聽一聽合資的另一方，上海大眾副董事長德國人馬丁·波斯特的講述。
波斯特離開中國後，將其在上海大眾三年的生活體會寫成一本回憶錄《上海1000天—德國大眾結緣中國傳奇》，他以一個對中國隻有概念性書本知識的外國人的視角，記錄了自己親身經曆的德國大眾與中國上海合作的曆程，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
上海大眾公司是中德雙方共同出資建立的合資企業，這種企業在中方是第一次，德國大眾雖然是一個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有不少生產企業，但是50%對50%的合資股比，在德國大眾也是第一次，在這個意義上而言，不光是中方對合資有認識和適應的過程，德方同樣存在認識和適應過程。
按照協議規定，原上海汽車製造廠的廠房和一些設備作為中方出資股本，德方則需要出資建設生產桑塔納的新廠房，在新廠房建成之前，合資公司需要在原上海汽車製造廠的廠房內裝配桑塔納轎車，而此時上海牌轎車仍然還要保持生產，這就出現了一家屋簷下住著兩家人的局麵，而且原來的主人變成了客人，外來的和尚卻變成了這塊地盤上的主人。德國人的不適應首先就從這裏開始。
我坐著出租車從上海市區出發，前往其西北部30公裏之外的安亭，嘉定縣一個所謂的工業區中的一座村莊。由於路上的自行車、水牛、加上本身的路況，車快不了，我們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在路邊，我們看到的是農民在稻田裏勞作。我們的車也順帶給農民們特意鋪曬在路上的稻子脫粒。盡管我早已預感到，中國人急需實現生產的現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會成為上海大眾的那塊地方，這種隱約的預感變成了痛苦的事實：大量的金屬廢料散亂地堆放在廠區的地麵上，那些房屋，與我想象中的生產廠房，風馬牛不相及。
窗戶漏風。那條滿是沙土，未經夯實的道路從廠區中央穿過。室內不僅與室外同樣潮濕，而且還同樣陰冷，沒有暖氣。我覺得，這一切如此荒廢，可以說到了拆毀的境地。根本無法想象，如何從這樣衰敗的廠房，生產出我們認可的轎車……誰要想在這裏同中國人合作，那將會麵臨巨大的挑戰。
我們行走於廠區，簡直是跋涉於廢料堆間……一不留神，就會被到處亂扔的鏽鐵皮、鋼絲、丟棄的器具或其他破爛絆倒。
（馬丁·波斯特《上海1000天—德國大眾結緣中國傳奇》中信出版社）
1985年10月17日，德國《時代日報》一個叫做雍布魯特的記者寫了一篇《大眾之於人民共和國》的文章，以下是他眼裏的上海汽車製造廠廠區：
……廠區的道路和草地上甚至滿是坑坑窪窪的草地上，那些油漆完畢，但未裝上輪胎的上海牌轎車的殼子，橫七豎八地堆放在裸露的泥地上，盡管下著毛毛雨，蓬墊座椅早已裝入其中，有些車窗也未關閉，一個幽暗的廠房裏，已做底漆的白車身淩亂地堆放著……
德國奧迪公司負責生產的董事史度比希在考察了工廠後認為：“工廠的清潔狀況簡直是災難性的，這裏永遠也造不了符合質量要求的好車。”
落後的生產方式與先進的生產方式並存。與德國的轎車生產技術相比，毋庸諱言，上海轎車的生產方式極為原始落後，尤其是車身製造，由於沒有成套模具，轎車車身的成型全靠數百名“鈑金工”拿著榔頭叮叮咣咣地敲打。驟雨般的榔頭敲打聲令波斯特和保爾煩躁不安難以容忍。他們認為，既然這裏已經交給我們了，你們就不能再在這裏繼續生產。他們要求，上海轎車廠盡快撤出。
但中方麵臨難題，合資前的上海汽車製造廠有數千職工，但進入合資企業的隻有2000人，這也意味著要解決另外數千人的就業問題，當時市場上，上海轎車還是一車難求的搶手貨，新組裝的桑塔納轎車數量很少，遠遠滿足不了市場需求，中方需要繼續生產上海牌轎車，直到桑塔納轎車能夠完全取代上海轎車為止。要繼續生產，就需要廠房。中方希望在桑塔納新廠房建設好之前，新舊雙方就在現在的廠房裏過渡一下。波斯特寫道：
那些繼續以手工製造老式“上海牌”的上海拖汽總公司的員工，在我們開始進行修繕和各種改造工作時，卻不允許別人打攪他們的工作。在那個我們的車身車間應安家於此的廠房裏，他們仍然手揮錘子，敲打著那些專供領導幹部使用的轎車車身的鐵板……兩個不同的產業圈共存的混亂局麵，這兩個產業圈之間，時間相隔超過半個世紀，真是天差地別。廠房的一端以祖父輩們的手工作坊方式壓製或油漆“上海牌”的零件；與此同時，另一端卻應用電子控製設備大工業化地生產桑塔納。
（馬丁·波斯特《上海1000天—德國大眾結緣中國傳奇》中信出版社）
德方要中方老廠搬走，在新廠房未建好之前，中方能搬到哪裏去？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中方的拿手好戲就是“拖”。每次德方提出要中方搬走，中方總是回答“今年上海拖汽總公司就會搬出去”或“我們保證，這個問題月底前就會解決。”有一次，中方甚至稱“幾天內”上海拖汽總公司及其員工會離開。可事實上，老上海汽車製造廠的部分員工和設備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搬走。是中方說話不算話嗎？不是，如果決策人說話算話，那數千名中方員工到哪裏去找自己的飯碗？市場上需要的上海牌轎車又由誰來供應呢？這些問題，德國人是不會想的，但中方不能不想。國情所致，拖，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戰略。
生產環境差隻是小問題，令德方頭疼的問題一個接一個。由於港口物流管理落後，壓貨壓港使得新建廠房和生產線急需的設備無法按時運抵，波斯特稱：
上海港口的物流結構令人絕望地落後於精準與可靠的需求，工廠急需的設備堆積在碼頭上無法提出來。有的貨物雖然到了，但是它們被擠壓在其他的大貨箱下麵，這些貨箱不被提走，工廠的設備就無法提出，有的設備甚至被積壓長達10周。
在舒適環境中工作生活慣了的德國人對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極為不滿：
我們的辦公室位於工廠中一幢四層辦公樓裏，既無空調，又無暖氣。夏季即使窗戶大開，人還是會整天大汗淋漓。第一個冬天來得很快，天氣極冷，我們不得不穿著大衣、戴著手套工作。處於亞熱帶氣候的上海，盡管溫度很少降至零攝氏度以下，但空氣濕度很高，寒冷滲入骨頭裏，可感溫度明顯低於零度……不管是夏日還是冬天，空氣總是那麼潮濕，那些用來記東西的紙張，也變得濕濕的沒法用。我們身處發展中國家，許多東西都是最初級的。我們最大的奢侈，是夏日裏的一台冰箱和冬日裏一隻泡熱茶用的開水壺……辦公樓裏沒有一個像樣的廁所，隻有在另一棟樓裏有簡陋冰冷而又濕漉漉的中國式蹲坑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