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資金緊張，一汽、二汽、上汽三個轎車項目不能同時上馬，隻能一汽先上，二汽項目錯開時間，放到“八五”後期。為此，中汽總公司和機電部提出反對意見，雙方各執一詞，此事一直反映到國務院。
國家財力有限，隻能量力而行，但轎車發展又是國家重大戰略決策，二汽轎車合資項目已經進行到關鍵時刻，如果因為資金問題停下來，很可能會錯過寶貴時機。是上還是暫緩上？二汽轎車項目被列入國務院議題。1990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中南海西花廳親自召開會議討論二汽轎車項目。參加會議的有李鵬、鄒家華、馬祖彭（姚依林的秘書，姚依林身體不適，派他的秘書前來參加）、甘子玉、徐秉金、李嵐清、何光遠、蔡詩晴。
何光遠代表機電部，蔡詩晴代表中汽總公司首先彙報二汽與雪鐵龍合資進展的情況。何光遠代表機電部與中汽總公司就國內轎車工業的布局與發展現狀，要求二汽轎車項目不要與一汽、上汽錯開而是同時上。何光遠與蔡詩晴彙報完後，李鵬要求編製“八五”計劃的計委拿意見。國家計委參加會議的有三個人，鄒家華是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甘子玉是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徐秉金是國家計委二司（主管機械工業發展）司長。
從宏觀發展角度考慮，鄒家華認為，發展轎車工業是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在經濟上製裁中國給中國造成暫時困難的背景下，更要全力發展自己的轎車工業，不光要擋住進口，節省外彙，還要能夠出口換彙，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國的汽車工業整體上一個台階，從小學水平一躍為大學水平，為將來的發展奠定基礎。從中國國際環境考慮，促進二汽與法國雪鐵龍合資轎車盡快落實，也有利於中國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出於這些綜合考慮，鄒家華認為應該盡快將項目定下來：“二汽轎車項目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前期也做了充分準備，現在應該盡快將這個項目定下來。”
雖然鄒家華有了原則意見，但二汽合資轎車項目除了法國政府貸款外，也需要國家大量的投資。國家計委“七五”已經掃尾，“八五”計劃正在製定過程中。根據正在編製中的“八五”計劃，預計“八五”期間，國家要投入建設的大中型項目約為845個，重點技術改造項目約為374個。這批項目中，屬於國家計委工業二司控製的機械電子行業基本建設總的籠子隻安排了26.9億，經過徐秉金反複努力後追加了2億，總計28.9億。這麼點的錢怎麼夠？一汽、二汽一家建設資金就需要近40億。何況機電項目並不全部是汽車，還有其他行業呢？
二汽與法國雪鐵龍轎車合資項目是國家重點，一汽與德國大眾合資項目也是國家重點項目，上汽項目也在建設，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憑著手裏的不足30億資金，要讓這幾個大項目同時上，錢從哪裏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也是計委領導和工業二司極力建議二汽項目要與一汽項目錯開時間的原因。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展經曆過幾次大的調整。1978～1983年，由於希望快速發展經濟，上的項目太多，基建投資過大，戰線過長，由此造成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為保證經濟正常發展，國家采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強製控製財政支出，相繼停建緩建了一大批在建項目，當時，連尚未完全建成的二汽也被列入“停緩建”名單。1984年中央提出“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方針以後，經濟出現恢複性增長。這一年，GDP增幅達到15.3%，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1.8%，基建投資同比增長23.8%，市場物價上升，經濟再度出現過熱。到了1985年，零售物價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分別高達8.8%和9.3%，基建投資同比增長42.8%，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通貨膨脹。不得已，國家再次實行貨幣、信貸“雙緊”政策。到了1986年，過熱的經濟開始得到控製，經濟再次上漲。1988年，全國的改革開始進入“價格闖關”，貨幣供應和信貸投放迅速增長，國民經濟再次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零售物價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分別高達18.5%和18.8%。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三次經濟劇烈波動。國家被迫再次實行嚴厲的治理整頓，國民經濟增長幅度隨之大幅下滑，1989年、1990年的GDP增長僅有4.2%和3.8%。根據中國的國情，為了保證足夠的就業和財力增長，國民經濟增長幅度不能低於6%，不得已的情況下，國家再次放鬆銀根，到了1991年，基建投資又出現反撲勢頭。
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緊，一緊再放，在改革開放的摸索中，中國國民經濟踉踉蹌蹌，走出一條明顯的W型曲線，這種忽高忽低的經濟曲線反映了中國國民經濟基礎不穩固，上下波動幅度太大也不利於國民經濟平穩發展。作為國家經濟的總管，國家計委參與了所有這些調控政策的製定與執行，國民經濟每次出現劇烈波動時，國家計委就疲於應付，拆東牆補西牆，努力將“籠子”編好，爭取國民經濟在發展中不要出現大問題。現在編製“八五”計劃，一定要吸取前麵的教訓，量入為出，類似於二汽合資項目這樣投資幾十億的項目更是需要事前作出周密計劃，如果事前沒有資金安排，而是說上就上，勢必造成中途做飯斷火，形成“夾生飯”、“胡子工程”，既會給國家造成損失，又會影響合資項目進程，欲速則不達。正是因為考慮兩個轎車項目同時上投資強度過大，國家財力難以支持，計委工業二司才提出，一汽、二汽轎車項目投資時間錯開。
現在因為客觀原因所致，二汽要求立刻上馬的積極性很高，領導也表態支持，作為具體辦事部門就不能不謹慎了。
鄒家華發言後，李鵬問：“計委還有什麼意見？”
彙報前，李鵬要求機電部與中汽總公司算一筆詳細的賬，二汽轎車項目究竟需要多少錢？機電部與中汽總公司的彙報中說，二汽雪鐵龍合資項目需要國家投資23個億，到2000年，可以向國家交出2個15萬輛轎車生產廠。但計委常務副主任甘子玉和負責此項目的工業二司司長徐秉金對這個數字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中汽總公司彙報的數字太虛，水分很大，有些需求沒有計算進來，以一汽大眾合資項目為例，一汽大眾15萬輛的轎車項目就需要43億元，二汽項目比一汽項目大一倍，卻隻要23億元，這怎麼可能呢？無論怎麼計算，23億根本不夠建成年產30萬輛的轎車廠。在彙報時將項目資金“縮水”，先爭取項目立項，進入國家計委的“籠子”，等到項目展開後，資金不夠再向國家要求追加，這就是“釣魚”。為了讓自己的項目能夠列入國家計劃，這是許多部門常用的做法。這也是許多項目進入國家計劃後，由於資金不足難以為繼，最後成為“半截子工程”或“胡子工程”造成國家治理整頓的原因。
麵對總理的提問，甘子玉說：“二司負責這個項目，請徐秉金說吧。”
幾雙眼睛都集中到了徐秉金身上。為了一汽轎車項目，徐秉金經常到一汽去，也經常與一汽的耿昭傑在一起算賬，對一個大型轎車項目需要多少錢，心中有數。他認為，一汽的條件不比二汽差甚至還要強過二汽。德國大眾給出的條件不比法國雪鐵龍差，甚至還要優惠。就是這種條件，一汽也要花43億元，二汽23億元怎麼拿得下來呢？但領導已經表了態，自己如果照直說不行，豈不是與領導唱反調？更何況機電部與中汽總公司又堅決要上。徐秉金略加思考後說：“如果情況真如一機部與中汽公司的彙報，投資23個億就能建成2個15萬輛的轎車項目，那當然很好，我建議，就按照他們的意見，將這個項目承包給他們，我們計委想法將23億資金擠出來。但他們必須立下軍令狀，就這些錢，到2000年前，向國家交出2個15萬輛的轎車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