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山東省和濟南市博物館的考古專家們在濟南市北郊無影山的南坡發掘了一處西漢墓地，進行勘探、清理了14座漢代土坑墓。這些墓全埋在沙礫層中，都是土坑豎穴墓，七座有二層台，兩座二層台的兩壁有磚牆。其中，一墓墓底長3.76米，寬1.65米，前端兩側有磚砌八字牆，其間放置隨葬陶器，器物陳列位置平麵呈倒凸字形。雜技俑群放在墓主人左近，稍前為陶車馬，最前兩側，右邊為盤，匜各一件，左邊的陶鳩兩隻，陶鳩一隻負壺，一隻載鼎載人。在這些出土的器物中，雜技陶俑群、負壺陶鳩、載人載鼎陶鳩和陶車馬最具特色。
陶樂舞雜技俑群是最重要的發現。共有陶俑21個，固定塑造在一個長67厘米、寬47.5厘米的方形陶盤上。
陶盤中間，有7人分成兩組進行樂舞、雜技表演。左邊兩人，皆是青年女子，麵頰施朱，長髻垂於背後，身著修長花衣，一紅一白，有赭色衣帶繞於身間，她們揮動長袖，相向而舞。
右邊4人，都是青年男子，頭戴尖頂赭色小帽，身穿緊身沒膝短衣，腰束白帶。前麵兩人雙手著地，相對作倒立表演。
據文獻載，雜技的內容主要包括倒立、柔術、跳丸劍、耍壇、扛鼎、頂杆、走繩等。倒立的另一種說法叫倒植，有據地倒立，也有在樽、鼓、高竿、戲車、馬背、疊案上倒立的，其中在疊案上倒立又稱“安息五案”。可見“安息五案”可能是受到了西方表演藝術的影響。例如，四川漢畫像磚上的挪倒疊案技就是“安息五案”的形式。沂南漢墓百戲圖的戲車和繩技，則是在戲車和繩索上倒立。無影山雜技俑兩個男子也呈倒立狀，表現的正是據地形式的倒立。
後麵兩人，在做柔術表演：一人仰身後翻，作翻筋鬥狀；另一人伏地，昂首團身，雙腿由身後前屈，雙足落於兩肩，兩手握住足、脛，頭足相接。
這種演技都需要腰部和腿部的柔軟功夫。陶俑表演者屈伸自如富有彈性感的肢體和非常從容的神態，表明他們技術非常嫻熟，向後反腰的動作形式，表明動作正在進行，另一人的柔術表演，技術更高，難度更大，表現的應是“叼花”的動作。
在兩組表演者的前麵，一人身著寬大的長袖紅裙，腰係白帶，頭稍後仰，雙臂向兩側張開，身體可以轉動，此人可能是整個樂舞戲的指揮者。
陶盤後側為伴奏樂隊，一列7人，左起兩人為女子，長髻垂於背後，長跪吹笙。其餘5人是男性。緊靠吹笙的樂工，發束成環形，高起於頭頂，在鼓瑟。其左首一人在擊扁形小鼓。再往右依次為敲鍾、擊磐、擊建鼓者。鍾鼓為打擊樂，笙瑟是管弦樂，皆為我國古代的主要樂器。雜技與樂舞不分，成為當時文化的主導。舞蹈表演者有男有女，他們的地位都非常低，有的甚至是奴隸。舞蹈形式有盤鼓舞、建鼓舞、巾舞等。伴奏的樂隊一般人數較多。樂器包括建鼓、節鼓、編鍾、編磬、排簫、鉦、塤、圩、瑟等多種。例如，沂南一古墓有一幅樂舞百戲圖，畫麵內容豐富，聲勢浩大，僅伴奏樂隊就有23人，使用的樂器有十多種，舞者正隨著音樂表演漢代最流行的盤鼓舞。無影山舞蹈陶俑，是兩個女性，身材窈窕，頭上無任何飾物，手中無舞具，僅身著文采舞衣，伸展廣袖，相對而舞。這種雙人長袖舞蹈的形式一直是我國民族傳統舞蹈的一個顯著特點。樂舞雜技的伴奏樂器，有鍾、鼓、笙、瑟之類，和戰國青銅器上宴樂圖像所見樂器是一致的，都是我國古代常見的樂器，《詩經》上也有“鍾鼓樂之”，“琴瑟擊鼓，以禦回祖”，“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的記載。
在陶俑的兩邊，左右兩側是觀賞者七人，皆長衣廣袖，袖手而立，其中右側三人，寬衣博服，戴冕形冠，麵前置有兩個陶壺，應是觀賞樂舞的貴族。按古禮，凡貴族宴飲必置兩壺以盛酒。這也證明這組陶俑表現的是正是宴飲百戲的形式。《儀禮》中關於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儀、燕禮等活動，都有置兩壺的記載。出土和傳世戰國青銅器刻紋圖像上所見宴飲場麵，與文獻所載相合。從三人冠服及麵前置有壺類酒器，他們當為舉行宴會、觀賞樂舞的貴族。俑盤左側四人，頭發束成環狀，高聳於頂上，也做觀賞狀。
從題材和內容上看，無影山樂舞雜技俑群表現的應屬漢代百戲的範疇。百戲，是古代樂舞雜技表演的總稱。由於它實際上是以雜技為主的多種民間技藝的綜合串演，所以後人習慣把百戲看成是今天雜技的前身。
百戲屬於雜舞的範疇，其內容異常豐富，包括角力、競技、馴獸、幻術等等；與周秦以來以詩舞樂三位一體的“雅樂舞”有明顯的不同。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認為，雜舞“始皆出自方俗，後浸陳於殿庭”。另外一種觀點認為，“自漢以後，樂舞寢盛，故有雅典，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但不論何種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雜技始源於民間，後來才進入宮廷，成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