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了雜技娛人的技藝表演，如《列子·說符》中就記載了“跳丸劍”表演；《莊子·徐無鬼》，談到楚國勇士宜僚善弄丸；《國語·晉語》談到“扶盧”技，即緣竿之戲。戰國時，各國的統治階級讓倡優歌舞助興，已成為一種時尚。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僅把各國諸侯的鍾鼓搬到鹹陽宮中，而且把六國諸侯宮廷中善於歌舞的藝人也集中於鹹陽，演出“角抵俳優之戲”。以至鹹陽“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史記·李斯列傳》還記述了秦二世曾經在甘泉宮看角抵戲（即摔跤）的情形。
統治階級如此大規模地將民間技藝集中於京師，並作為宮廷娛樂的一部分，極大地刺激了各種技藝的發展。正是這種刺激，到西漢武帝時期百戲開始興盛起來。武帝承秦製，專門設立了樂府統管宮廷宴饗時演出的倡優伎樂的機構。漢樂府曾對民間音樂進行收集、整理和改編，以供統治者享樂之用。同時經過文景之治，漢代的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國力大大增強，這為百戲的盛行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當時，宴飲百戲已經成為文化娛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漢書·武帝紀》中提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裏內皆來觀”。自此，每年都要舉行這項活動，這種年年增添內容的雜技表演大會，持續達64年之久，直到漢元帝初元五年才罷止。富家“鍾鼓五樂”，“歌兒數曹”，“戲倡舞像”，已非常普遍，就是一般人家裏有客，也得有此項內容。更有人連辦喪事也要“責辦歌舞排優，連笑技戲”。
同時，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各國使節也帶來了西域的幻術與方物。漢武帝時，安息曾“發使隨漢使來觀漢之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西域雜技、幻術的東來，大大豐富了中原百戲的內容，並與傳統的技藝相結合，使漢代百戲的表演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總之，百戲始於春秋戰國，形成於秦代，在兩漢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西漢之前主要在宮廷表演，東漢在民間廣為流傳。關於百戲，《漢書》和張衡《西京賦》都有記載，漢代壁畫、篆刻、石刻畫像也都有實物材料可證。百戲演出的規模、節目、形式都有很大的隨意性。在當時，並沒有“漢代百戲”的叫法，而是多半沿襲秦的稱法，叫作“角抵”，如“角抵戲”、“角抵奇戲”、“角抵諸戲”、“角抵百戲”等。到了東漢之後，將上述不同藝術表演形式統稱為“漢代百戲”。
無影山發現的這件樂舞雜技陶俑，就是以雜技為中心，音樂、舞蹈都具備的基本完整的漢代百戲的一種表現形式。此前，很少發現西漢早期百戲的完整形象。因此，濟南無影山西漢早期雜技湧的發現，顯得十分珍貴。
彩繪負壺陶鳩為泥質灰陶，通高52.9厘米，寬43.5厘米。鳩鳥形體肥碩，雙目圓睜，上嘴鉤曲，引頸高仰。胸部繪赭色鱗狀羽紋，兩翼平展，雙腿粗壯有力。足三爪有距.立於方形平座之上。在陶鳩展開的兩翼上各載一壺，形製相同。壺盤口、高長頸、圓鼓腹、高圈足，壺蓋飾三個鳥頭形的扁鈕，頸部有一周朱繪長鋸齒紋，腹部有朱繪彩紋帶。
彩繪載人載鼎陶鳩也為泥質灰陶，通高53.5厘米，寬45厘米，鳩鳥引頸高仰，短喙，扁腹，雙腿粗壯有力，鳩體白色，頸與胸部墨繪鱗片狀羽紋，雙翼平展，長尾稍上翹，兩足踏於方形底座之上。鳩背上立有三人，一人著赭色衣，雙手撐國蓋傘；其他二人，均著朱色寬衣博服，頭飾環形高髻，袖手對立於傘蓋下。在展開的兩翼上各載一鼎，形製相同，都帶有菌狀捉手的弧形蓋。方耳，淺腹，鼎腹各繪心形朱紋，鼎足作人形。
陶車馬朱逢朱輪，有馬五匹，兩紅三白，都長身短尾。
另外13座墓，共出土陶罐、陶壺等9件，銅帶鉤和無郭銅半兩錢各兩枚，骨環一枚。從墓葬形製和隨葬器物來看，應是同一時期的墓葬。其中，一墓出有西漢文帝半兩錢，可以初步推測這批墓葬的年代大約在西漢前半期。
無影山這組西漢彩繪樂舞雜技陶俑群，展現了兩千多年前西漢前期百戲表演的完整場麵，是西漢小型雕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無影山雜技陶俑的演出形象，生動地反映了我國西漢時代百戲雜技藝術所達到的高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