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盧愛慈又多次勸過母親跟自己去住，但母親卻仍堅持哪兒都不去。有一次，盧愛慈騎馬帶人親自到家鄉來接母親道：“媽，你跟兒子去貴州吧，兒子現在在貴州當了個中校官，保證你過得舒心。”
“不去，我還是那句話，我隻守老屋，隻伴你父親，我哪兒都不去。”母親固執道。
“你不去，我怎麼盡孝啊？”
“你當了官，莫貪莫占，多為百姓做好事，就算為我盡孝了。”母親道。
“好，孩兒記著你的話。”
盧愛慈隻得由她在家住了。不久，日本鬼子攻占長沙，益陽、桃江一帶果然也失陷，但熊梅香還是在老家住著，因其年紀大了，又住在鄉下，日本鬼子倒也沒為難到她。這老人的後半生一直守寡，幾十年間卻念念不忘悼念自己的夫君，每到過年和清明節，都要去上墳祭奠。晚年的她，身邊隻有一個兒媳薛旭卿相伴，這兒媳和盧愛慈結婚後因沒有生育，兩人的婚姻名存實亡。盧愛慈後來在外與另一女子鄧妙輝結了婚，從此很少回老家，而薛旭卿還是一直住在盧家照顧著老母。1942年8月，盧母老人終因愁眉難展，鬱鬱寡歡而思勞成疾，久病不起。直到兒子趕回來，和她見了最後一麵，才撒手而去。
全國解放後，盧愛慈因在貴州當過國民黨縣長等職，結果被列入反革命而入獄，後又被送到貴州某農場長期勞動改造，1977年經特赦才獨自回鄉，到八十多歲時，亦在老家孤獨病逝。盧愛慈和鄧妙輝生有一兒一女，現一居貴州，一居昆明。
盧性正的墳墓，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破壞。造反派以破四舊名義毀掉了其墓碑。但其屍骨尚保存完好。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碑磯村盧姓族人再次會商，決定為全族的祖輩人修一個大墳墓，從最早遷入碑磯村的十五世玉槐公算起，直到二十二世性正公這一輩人為止，共有八代祖墳入遷。盧性正的棺木遺骸，從此就和全體祖輩人安葬到了一起。許多年來，盡管盧性正的名字幾已被國人所遺忘，但在盧姓村人的記憶中，他永遠都是一個為推翻帝製肇造民國共和而值得人們懷念的大英雄！
4、百年的勝利
天下共享，乃是每個國人的夢，遠在封建社會剛剛萌發之時，我們的先祖就提出了“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這樣樸素而令人激動的世界觀。可惜的是，數千年而下，不斷地改朝換代，不斷地革命起義，卻都始終沒有打破“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曆史怪圈。這片土地上最勤勞、最優秀的兒女創造了令世人側目的璀璨文明，卻從未成為過這片土地真正的“共享者”，更有甚者，乃是在外族入侵之時，竟至“國不知有民，而民亦不知有國”。
但自辛亥始，國民開始明白這夢的真正含義。辛亥前夜，一次又一次的請願，一浪高過一浪的民變，國人的期望被一次次的打碎，國人的心靈被一次次的震撼。後來孫中山談到當時的民眾心態時說“當初次起義（指乙未廣州起義）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人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指惠州起義）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由此可以看出在辛亥前夕，不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派，社會大眾已經具備了對革命穩定的心理承受力。盧性正跟很多當時曆史的親曆者，參與者一樣，革命成為了他們共同的選擇。靈魂的覺醒成就了不可逆轉的曆史變革。
革命或許是簡單的，革命道路卻是崎嶇的。近代中國不具備西歐曼徹斯特那樣純粹靠工商業形成的城市，更沒有形成西歐民主革命的中堅力量——市民階級，就像魯迅在《阿Q正傳》裏所寫：“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了稱……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辛亥革命前夕，眾人像是在漫漫黑夜中摸索著複雜的前行之路。在這條路上，有像中山先生如此終身矢誌革命者，有像盧性正一樣，早年革命，後轉向實業救國的，有像畢永年一樣，歸命牟尼，憤世遠遁的，有像阿Q一樣，今日剪了辮子，明日便戴上帽子的。革命，革命者，夾雜在曆史的潮流之中，泥沙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