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利益的變動來實現。所以分配製度是最重要的製度。不同的分配原則會對資源的配置產生不同的影響。
我國封建社會時間長而且穩定。這一結果與我國長期建立的分配製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與其他國家的封建社會一樣，我國長期建立了官本位，以等級為特點的分配製度，誰的官大，誰的俸祿就高，誰掌握的資源也就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人力資本就向政府部門集中，科舉製度是這種集中的主要工具。對中國的人力資本而言，讀書做官就是基本的理想境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通過讀書，掌握“經天諱地之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最後在官場上實現自己的抱負。這種製度使中國社會中最優秀的人進入行政管理行列，從事社會管理。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歐洲有一位科學家提出了著名的命題：中國在古代創造了讓西方人望塵莫及的科學技術水平，但在近現代無可爭議地衰落了。對這一命題的剖析的一個角度就需要從這樣的製度背景著手。在生產方式比較落後的條件下，最優秀的人進入政府部門從事社會經濟管理，是有效率的。所以，在生產方式比較原始，經濟活動規模不大的時候，這種製度使社會發展井然有序，從而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發展也較快。但是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經濟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用最優秀的“人”去“治”理經濟活動，經常是管了東而管不了西，捉襟見肘。同時，這樣一種製度按排名產生的激勵結構，使“知識分子無心從事科學事業”，“在前現代時期，人口愈多，就意味著天才愈多……一個社會中即使天才再多，如果沒有通過學習而獲得人力資本，這個社會仍然沒有能力發起一場科學革命。這種獨特的人力資本，就像現代科學家俱樂部的通行證一樣，要獲得它，代價昂貴，且極費光陰。”（林毅夫語）此時就需要通過製度創新和重新構建來改變這一現象。但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沒有順利地完成這一管理製度的重大變革，從而在近代走向衰落。即使到現在，這一問題還沒有解決，“人治”因素還經常地影響我們的經濟活動。由於“一言堂”，聽不進其他人的意見，也不做深入的論證，最後導致決策失誤，造成資源浪費的事情不斷發生。剛處理完辣椒漿的“蘇丹紅”事件，紅心鴨蛋的“蘇丹紅”事件又發生了，食品安全問題重複、不斷地出現，不是偶然的，製度的缺陷是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
現代資本主義分配資源則遵循“貨幣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這就是說，誰掌握的貨幣資源多，誰掌握的資源也多，從而誰的私有財產也多，即使想從政，也需要掌握一定的貨幣資源，或者要取得財團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最優秀的人都去經商，成為商人或者企業家。而商人是創造財富的人，所以資本主義製度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具有極高的效率。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分析，認為其生產關係存在著與社會化大生產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這位偉人也發出感慨，資本主義在它建立不到100年的時間裏，創造的社會財富比以前所有社會製度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這說明資本主義製度具有很高的經濟活動的效率。所以，是製度決定了最優秀的人是成為企業家還是成為政府官員，從而決定了不同製度下人力資源配置的效率。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區別之一就在於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樣。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它有一個好的製度環境，使得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去創業，成為企業家；而在落後國家，往往是最優秀的人去從政。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地區差異作一個比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員占總人口或就業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區，經濟增長率越高。這說明政府官員比例的減少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商而優則學，學而優則商，是一個地區市場化程度高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製度最終確立的基本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