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在門口蹲了半天，等著他們。假若他們之中有敢再說閑話的，揍！自己什麼都沒了，給它個不論秧子吧！可是大家三五成群的出來，並沒再找尋他。雖然沒打成，他到底多少出了點氣。繼而一想，今天這一舉，可是得罪了許多人。平日，自己本來就沒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無處去訴；怎能再得罪人呢？他有點後悔。剛吃下去的那點東西在胃中橫著，有點發痛。他立起來，管它呢，人家那三天兩頭打架鬧饑荒的不也活得怪有趣嗎？老實規矩就一定有好處嗎？這麼一想，他心中給自己另畫出一條路來，在這條路上的祥子，與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這是個見人就交朋友，而處處占便宜，喝別人的茶，吸別人的煙，借了錢不還，見汽車不躲，是個地方就撒尿，成天際和巡警們耍骨頭，拉到“區”裏去住兩三天不算什麼。是的，這樣的車夫也活著，也快樂，至少是比祥子快樂。好吧，老實，規矩，要強，既然都沒用，變成這樣的無賴也不錯。不但是不錯，祥子想，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漢的氣概，天不怕，地不怕，絕對不低著頭吃啞吧虧。對了！應當這麼辦！壞嘎嘎是好人削成的。反倒有點後悔，這一架沒能打成。好在不忙，從今以後，對誰也不再低頭。
妙語擷萃
錢會把人引進惡劣的社會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開，而甘心走入地獄中去。
最偉大的犧牲是忍辱，最偉太的忍辱是預備反抗。
愛與不愛，窮人得在金錢上決定，“情種”隻生在大富之家。
鏈接一黃包車
黃包車是一種用人力拖拉的雙輪客運工具，黃包車前身叫"東洋車"，又稱人力車，約1870年創製。同治12年（1873年），法國人米拉看到黃包車便利，擬從日本購進，並向法租界公董局呈報一份計劃，要求“在兩租界設立手拉小車客運服務機構”，並申請十年專利經營。後經法租界公董局與公共租界工部局協商，同意由兩局發放人力車執照，並批準路程價格。次年1月，黃包車從日本輸入上海。因從日本輸入，故當時滬人又稱之為東洋車。黃包車初時為雙人同坐，男女可同坐，1879年，因認為男、女同坐有傷風化，車夫拉雙人車也頗困難，因而禁止雙人同坐。1890年車價約為1英裏內5分，2英裏內1角。黃包車以其適應性強，雇用方便，車資低廉而久盛不衰。舊上海的黃包車絕大部分是車行出租給車夫的，肮髒破舊者居多；也有有產者私人配置，雇傭車夫拉的，俗稱“包車”；還有一種車夫自購的車，多為半新舊的車，車身油漆一新，可包月，亦可臨時雇坐，俗稱“野雞包車”。凡在租界上通行的黃包車須向工部局捐照會。抗戰前夕，黃包車已達1，000多輛。後三輪車興起，至40年代後期逐漸被淘汰。
鏈接二老舍教子八章
老舍先生稱自己為“寫家”，不說“作家”，還稱自己為“文牛”。實際上，這是他的一種人生觀。
縱觀他的一生，不論是辦教育，還是當作家，都圍繞著一個大問題——怎樣做人。
在兒童教育上，他有一套獨特的思想，既是針對自己的孩子的，也是泛指所有的孩子的，算是他的教育思想吧。細想起來，有以下八條：
1.“木匠說”
1942年8月，老舍先生曾寫過一篇叫做《藝術與木匠》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我有三個小孩，除非他們自己願意，而且極肯努力，作文藝寫家，我決不鼓勵他們；因為我看他們作木匠、瓦匠，或作寫家，是同樣有意義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這是一種反傳統的教育思想。第一，幹文藝並不比當木匠高貴；第二，幹文藝比作木匠還更艱苦；第三，幹文藝更需要一些基礎，諸如文字要寫得通順，要有生活底子，還應至少學會一種外國語。
1949年在重慶，朋友們為老舍先生祝壽，並祝賀他從事寫作20周年，大家說了許多鼓勵的話，輪到他致詞的時候，早已泣不成聲，隻喃喃地說出一句來：“20年，曆盡艱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車、做小工20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筆寫下去，寫下去。”依然是把當作家比作拉洋車和做小工。”
2.“不必非入大學不可”
這倒不是說，他自己沒有上過大學就不主張別人上大學。他說的是“不必非入大學不可”，是一種反對“唯有讀書高”的思想。這也是一種反傳統的教育思想。老舍先生在給妻子的一封信裏談到對孩子們的希望時寫到：“我想，他們能粗識幾個字，會點加減法，知道一點曆史，便已夠了，隻要身體強壯，將來能學一份手藝，即可謀生，不必非入大學不可。假若我看到我的女兒會跳舞演講，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體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歡喜！我願自己的兒女能以血汗掙飯吃，一個誠實的車夫或工人一定強於一個貪官汙吏，你說是不是？”他還進一步說：“書呆子無機會騰達，有機會做官，則必貪迂誤國，甚為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