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性，國人與洋人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自古以來，中國人就認為，人之從善，富有廉恥，有如萬物自然生長，是與生俱來的。所以，道德教化便被大力推崇。而西人則以為，人自私貪婪，欠缺愛心，故極力張揚法律的威懾。然而僅從道理上講人性的向善與向惡，其實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因為就現象而言，實在是善惡有別、良莠共存的。記得有一年新加坡舉行大學生辯論會，曾就這個命題展開過激烈的辯論，雖然最終有了勝負之分，但口才和機智究竟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人性問題，依然還是一個令人捉摸不定的東西。所以一正先生那篇刊登在《南方周末》7月11日四版上的文章雖然題名為《教化為先》，卻也隻是客觀地介紹著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你很難從中找出他本人的觀點。
餘生也晚，不能確知古時的中國究竟是如何以道德感化的力量來盛世的。史書，也曾胡亂地翻過幾本，似乎道德教化溫情脈脈的例子與嚴刑厲律懲治邪惡的例子幾近仿佛，甚至於性惡之事還要多於性善。我少時的啟蒙讀物中，印象最深的便是《東周列國誌》，我從中得到的並非“道德教育的感化”，而是你死我活的相互殘殺，人性的向惡在這書裏有了十分的顯示。縱觀中國曆史，凡教化的力量效用比較顯著的時候，那時的社會也一定是有著一個政通人和、風清氣爽的好環境，凡嚴刑厲律大肆施行的時候，那時的社會便是另一番景象。
古時的事情不能確知，眼下的現實卻設身處地。說及道德教化，不說是“於今為烈”，也是繼承了傳統。每一個人，從他幼年走進學校起，就普遍而一貫地受著這樣的教育，社會的每個角落裏，更是有著無數擔當著教化責任的機構和人，加之現代傳媒的無限能力，不誇大地說，我們是被浸泡在了教化的溫泉之中。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教化為先”似乎並不能產生很大的效用，在一些人那裏，教育的感化並沒有讓他們良心發現並棄惡揚善。理應成為大眾的道德榜樣、在社會中本應擔負著重大責任的人，卻反其道而行之，違背道德、觸犯法律、貪汙腐敗，不僅危及了傳統的教化之道的發揚光大，而且危及了當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各方麵的發展。人們擔憂的道德滑坡、信念動搖、理想虛幻等等，不能不說與此有著很大的關係。你說怪也不怪，道德教化的力量何以對於那些本應以自身的德性和品行感化他人的人無法產生效用呢？廉潔奉公、無私自律為什麼在一些官員那裏不再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責任和義務呢？
然而人們，包括那些社會管理者，總還是希望采用道德教化的方法來治理社會，誰也不願意采用那“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一正先生語）——嚴刑厲律。但那須有一個前提——廉潔勤政的社會管理機構，天下為公的政府官員，眾誌成城的民族大眾，風清民淳的社會環境，崇儉尚樸的生活風俗。人們隻有被他所處的時代的人和事所感動，他才可以為“教化的力量”所征服。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