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初革命民主派的重要喉舌《現代人》雜誌在被政府勒令停刊8個月之後重新複刊，薩爾蒂科夫應涅克拉索夫之邀參加編輯部工作。1863~1864年，他在這一刊物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特寫及其他文章，並在總題為《我們的社會生活》專欄裏，寫了大量政論，對於在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後的新情況下如何進行革命鬥爭等問題，同自由派及反動派報刊展開激烈論戰。但後來他同編輯部領導成員安東諾維奇等人發生分歧，中斷論戰，並退出編輯部。
當時他對公務活動仍抱有幻想，以為這樣有助於社會改革，1865~1868年又相繼在奔薩、圖拉、梁讚等省任稅務署署長。根據這一時期的觀察，他於1869年寫成《外省書簡》和《時代征兆》的一部分，把廢除農奴製後的俄國現實作了概括的描述。這段期間，他一再與上司發生衝突，時常著文諷刺達官顯貴，後遭到梁讚省長的控告，被撤去四等文官職務，沙皇下令永不錄用。他從此離開政界，一直從事編輯與寫作。
1868年他再度與涅克拉索夫合作，接辦《祖國紀事》。他們繼承《現代人》的革命民主主義傳統，繼續暴露政府的反動統治、自由派的空談和偽善，揭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和農村中的階級分化。《祖國紀事》成了19世紀70年代俄國最進步的雜誌。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後，薩爾蒂科夫繼任主編，直到1884年4月被查禁為止。
從1868~1884年的18年間，他把全部精力用於編輯《祖國紀事》與創作活動。這是他創作最旺盛、藝術上取得很大成就的年代。這時期他寫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塑造了不少社會意義十分深刻的典型形象。著名的長篇諷刺小說《一個城市的曆史》（1889~1870），以怪誕和誇張的手法，描繪了愚人城曆任市長魚肉人民的故事，刻畫出沙皇官僚的醜惡麵目，指明沙皇專製製度是一部壓榨人民的機器；小說表麵上敘述曆史，實指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他的諷刺藝術的代表作。
《龐巴杜爾先生和龐巴杜爾太太》（1863~1874）描寫農奴製廢除後一群出身貴族地主的官僚政客，常在彼得堡的飯店裏廝混，大多飽食終日，不學無術，而且個個狂妄無恥。他們高喊改革，而一旦大權在握，便拋開假麵，露出貪婪無恥的本相。
70年代，他十分注意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點和官僚、資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塔什幹的老爺們》（1869~1872）描寫貪官汙吏與新興資產者，揭露他們乘沙俄向中亞擴張之機，從中大飽私囊。《外省人旅居彼得堡日記》（1872）寫彼得堡資產階級和貴族地主的巧取豪奪，尖刻地嘲諷賣身投靠的文人墨客。《金玉良言》（1872~1876）的中心人物傑魯諾夫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掠奪者，他不擇手段盤剝農民，盜竊國家資財。作者對這一類以偽善言辭裝扮起來的“頂梁柱”作了無情的揭露。
在《莫爾恰林老爺們》（1874~1878）中，作者深刻研究分析了當時的社會心理，把格裏鮑耶陀夫著名喜劇《智慧的痛苦》的人物莫爾恰林移植到70年代的生活環境中來，借用這個形象，對自由派庸人出賣靈魂、俯首帖耳、思想貧乏、明哲保身等等醜惡的思想意識，予以無情的鞭笞。《蒙列波避難所》（1878~1879）寫70年代末農民受到政治經濟壓迫，富農和資產階級逐步興起，貴族地主日漸沒落。商人拉祖瓦耶夫和酒店老板柯路巴耶夫，正是當時新生資產階級剝削者的典型形象。
長篇小說《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是他的另一代表作。作者以超群的藝術筆力，描繪地主家庭的衰敗與滅亡。家人之間的爾虞我詐，百無聊賴的頹廢寄生生活，都真實而深刻地反映出貴族之家的腐朽性與必然滅亡的命運。此外，這時期寫的《現代牧歌》（1877~1883）、《致嬸母信》（1881~1882）、《波謝洪尼耶故事》（1883~1884）等，都以多樣的藝術手法，尖銳的諷刺，描繪了沙皇專製統治之下警察暗探橫行、中等階層懦弱惶恐、自由派叛賣投降的生活畫麵，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社會典型。
70年代中期，薩爾蒂科夫出國治病；80年代又數次出國，先後到過德、法、比等國。他的特寫集《在國外》（1880~1881），描繪巴黎公社失敗後西歐資產階級的反動和充滿尖銳矛盾的社會生活。他說法國是“沒有共和主義者的共和國”，嘲笑俾斯麥德國妄圖攫取世界霸權。
1884年4月，《祖國紀事》被查封，薩爾蒂科夫的創作園地被剝奪，政府對人民加緊殘酷鎮壓，圖書審查更加嚴厲，但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他以病弱之身，寫了晚年的名作《童話集》（1882~1886）、《生活瑣事》（1886~1887）和《波謝洪尼耶遺風》（1887~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