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底，托爾斯泰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遊曆。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讚賞，而巴黎斷頭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落後的清醒認識。
對於50~60年代之交的農奴製改革以及革命形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並在自己莊園試行，因農民不接受而未實現。他同情農民，厭惡農奴製，卻認為根據“曆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麵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奴主頑固派的主張，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偽性質，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奴製，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
由於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他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他的悲觀情緒。1859~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並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製度，1860~1861年還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學校。後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教育雜誌。這些活動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農奴製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解人，在調停地主和農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民，又招致貴族農奴主的敵視。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2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蕩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1856年夏~1857年冬，托爾斯泰曾一度傾心於鄰近的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此後又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沒有成功。
1862年9月，托爾斯泰同禦醫、八品文官安·葉·別爾斯的女兒索菲亞·安德列耶夫娜結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僅為他操持家務，治理產業，而且為他抄寫手稿，例如《戰爭與和平》就抄過多次。但她未能擺脫世俗偏見，過多為家庭和子女利益著想，不能理解世界觀激變後托爾斯泰的思想。
新婚之後，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業，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爭與和平》。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心靈的寧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紮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紮馬斯的恐怖”。在這前後，他在致友人書信裏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鬱心情。1868年秋~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從70年代初起，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麼辦”。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此後，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並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於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製農民的信仰，最後在70~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製農民的立場上。
在《懺悔錄》（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麼》（1882~1884）等論文裏，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製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產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富於獨創性，因為他的全部觀點，總的說來，恰恰表現了俄國革命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