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薩克》（1853~1863，這是原計劃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寫成），表達了作家要脫離自己環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嚐試。主人公奧列寧厭棄上流社會的空虛和虛偽，他認識到幸福的真諦在於愛和自我犧牲，為別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擺脫貴族的習性，這幻想以破滅告終。這個“出走”的主題後來不斷出現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藝術上《哥薩克》開始從心理的細致刻畫轉向客觀地廣泛描寫現實生活的史詩畫麵，為創作《戰爭與和平》作了準備。
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兩個驃騎兵》（1856）寫父子兩代人，作者欣賞父輩的熱情豪邁的騎士風度，而鄙棄子輩的猥瑣自私的實利觀點。《阿爾別特》（1857~1858）和《琉森》（1857）都是寫藝術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創作”問題，作品中宣稱“美是人世間唯一無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的產物。《琉森》以作家旅遊瑞士時的見聞為基礎，揭露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和資本主義同藝術相敵對的實質。但這裏已出現否定資本主義文明的相對進步意義的傾向，他的批判又是從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發，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最初表現。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歸真返樸的思想在《哥薩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後兩部作品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識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這裏有盧梭的影響。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同農民接近，他開始直接描寫農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園詩》（1860~1861）和《古洪和瑪蘭尼婭》（1860~1862）對古老的農民生活方式過分美化。《波裏庫什卡》（1861~1863）表現農奴製下不可能為農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卻導致波裏克依的自殺，作品充滿了陰暗的色彩。在這部作品裏，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
中期（1863~1880）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
托爾斯泰從1856年開始想寫關於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在1860~1861年間寫了開頭3章（1884年發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這個題材寫了一些片斷，但與原來的構思毫無聯係）。他的注意力漸漸轉移到關於1812年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1866~1869）。他試圖從曆史上給貴族階級尋找存在的價值，用以解答當時解放運動應由哪個階級領導的問題。但由於長期的親身體驗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曆史上的作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史詩。
小說展示了一個重大的曆史時期——從1805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出現於前景的是兩種類型的貴族。一類接近宮廷，談吐優雅，雍容華貴，但道德敗壞，利欲熏心，醉生夢死，崇拜法國文化，漠視祖國命運。另一類是理想化的宗法製的領地貴族，主要是羅斯托夫和包爾康斯基兩家，忠厚慷慨，感情強烈，富於愛國主義精神。屬於這類貴族的還有彼埃爾·別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爾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們兩人都不斷進行思想探索，飽嚐生活中的甘苦，都在衛國戰爭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諦，並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後安德烈因負傷死去，彼埃爾成為十二月黨人。
小說所熱情歌頌的真正愛國英雄是人民，是許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軍官，他們樸實英勇，藐視死亡，和貴族軍官的嘩眾取寵形成對照。小說還把庫圖佐夫寫成人民智慧的體現者。他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資本主義的傲慢自負而實際渺小的拿破侖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緒，聽任事物的客觀發展，因此高於拿破侖並取得對後者的勝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於“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但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麵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並不隱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
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例如婚後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製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特別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製下的落後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爭與和平》寫成後，麵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製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但這項工作為《啟蒙讀本》所打斷。後來隻寫成關於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