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讀本》（1871~1872）涉及的國民教育問題，在當時也是迫切問題。托爾斯泰自稱這本書的宗旨在於教育俄國“整整兩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這部書共包括373篇作品，有關於自然科學的，但大部分是文學方麵的，思想傾向保守。而且由於托爾斯泰不同意科學的啟蒙作用，《啟蒙讀本》反對新教育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因此遭到教育學家的反對。他曾為此撰文辯解，並公開辯論。但《啟蒙讀本》確有可取之處：它擺脫了新教育學的機械方法，其中很多經過改編的民間故事都富於藝術性，語言簡潔、明確、生動。特別是1875年經過他修改的《新啟蒙讀本》，很受歡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始於1870年，到1873年才開始動筆，寫一個上流社會已婚婦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寫成的定稿中，小說的重心轉移，主要是寫農奴製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災難性後果：貴族階級家庭關係的瓦解和道德的敗壞，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進逼下趨於沒落以及農村中階級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偽和冷漠，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但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戰勝自己身上貴族的傳統觀念，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臥軌自殺。
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傳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經濟的沒落，尋求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農民合作來緩和階級矛盾，並把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推廣至全世界。這種空想破滅後，他悲觀失望，懷疑人生意義，甚至要從自殺中求解脫，最後在家庭幸福和宗法製農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歸宿。這部作品已沒有《戰爭與和平》中和諧明朗的色彩和曆史樂觀主義，人物充滿著矛盾、緊張和惶恐的心情，全書閃現著噩夢、宿命的預感和死亡的陰影。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常和作家世界觀中悲觀情緒的滋長。
晚期（1881~1910）托爾斯泰作品的傾向是：一方麵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麵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創作是多方麵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
托爾斯泰在50~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對劇作發生興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勢力》（1886）揭露金錢的罪惡，同時宣揚拯救靈魂的說教；《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衝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遊手好閑和精神空虛，表達後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活屍》（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製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偽性。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後同家庭和社會的衝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這一時期他的創作寫出了中短篇小說《伊凡·伊裏奇之死》（1884~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後》（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並反對性愛，宣揚宗教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麵則是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生活，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財產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偽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在1905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誌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麼》（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應，但就在同時寫成的《柯爾涅依·瓦西裏耶夫》（1905）則又重複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複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奸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小說一方麵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麵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曆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麵，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製和資本主義製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過，作品的後麵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裏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