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出版一年後，引發了極大的爭議。《中國青年》和《文藝報》刊登了批評《青春之歌》的文章，認為對林道靜的塑造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點”，“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林道靜“從未進行過深刻的思想鬥爭，她的思想感情沒有經曆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變”。另外，文章還批評小說“沒有很好地描寫工農群眾”，林道靜也“自始至終沒有認真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
隨後，《文藝報》、《中國青年》、《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便就《青春之歌》的評價，或開辟討論專欄，或刊登專題文章。大多數讀者和批評家（巴人、馬鐵丁、袁鷹、何其芳、茅盾等），以及組織這些討論的報刊，都持“保護”這部小說的態度，指出對《青春之歌》“全盤否定”的批評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
就在討論當年，楊沫“吸收了這次討論中的各種中肯的、可行的意見”，對這部小說做了修改。1960年的修改本，改動、切削了那些林道靜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後”仍然流露的“小資產階級感情”，並增加表現林道靜在深澤縣與工農結合的七章，和“力圖使入黨後的林道靜更成熟些，更堅強些”的參加、領導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對於這種修改，不少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持批評的意見。也有論者認為修改本是對初版的重要缺點的彌補，是必要、成功的。這種分歧，是50年代爭論的不同立場的延續。
姚雪垠的《李自成》在敘事方式與寫作觀念上，與前麵所講的革命曆史小說有某些相似之處，但表現的卻不屬於特定的“革命曆史”。《李自成》描寫了古代農民起義，以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來“解剖”封建社會，間接地揭示了現代革命曆史的本質。
《李自成》計劃寫5卷，現已完成3卷。第1卷，寫明崇禎十一年十月，清軍進逼京城，官軍在潼關和李自成的農民軍激戰，崇禎在和戰問題上猶豫不決，明朝社會動蕩，皇室風雨飄搖。第2卷寫李自成潼關之戰失利後，來到商洛山中，受到官軍、土豪、叛軍圍剿；李突圍入豫，聯合張獻忠，破洛陽，攻開封，氣勢達到頂峰。第3卷寫由於農民起義軍的“局限性”，不可避免走向失敗。
全書人物眾多，結構宏大，涉及包括從宮廷到民間，從都城到鄉村，從關內到關外，從政治到經濟、軍事，到農事百工等廣泛領域。小說特別注意表現這個時期各種社會力量的關係及其矛盾衝突，如農民起義軍與明王朝的鬥爭，明王朝與清王朝的衝突，統治階級內部和各個農民起義軍之間的派係矛盾等。小說十分重視表現複雜矛盾的社會階級根源，把農民起義軍與封建王朝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以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揭示曆史發展規律。在處理複雜線索上，做到分別主副，又密切配合、彼此照應，顯得層次有序，渾然一體。
《李自成》是“農民革命戰爭的英雄頌歌”。作者塑造了一個有高度智慧、才幹和崇高品德的起義軍英雄和領袖的形象，他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豪傑，而且是有著政治家和軍事家才幹的領袖。姚雪垠對於這一人物，以及農民起義由盛到衰走向失敗的根源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表現了軍民之間的魚水關係，以及政治路線的正確與組織上的鞏固對軍隊發展的重要性。這種描述以20世紀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的農民武裝作為參照，作者所要表現的主題都來自於對20世紀工農紅軍的經驗教訓的總結。這是作者創作的基本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