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先鋒小說”那些出色的作品，在它們的“形式革命”中，總是包含著內在的“意識形態涵義”。它們對於“內容”、“意義”的解構，對於性、死亡、暴力等主題的關注，歸根結底，來源於中國社會性會現實。“先鋒小說”總體上的以形式和敘事技巧為主要目的的傾向，成為它的局限性並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憊。“先鋒小說家”很快分化，他們的創作也不再作為有突出特征的潮流被描述。
殘雪是早期的“先鋒”小說作家，作品主要有《山上的小屋》、《蒼老的浮雲》、《公牛》、《我在那個世界裏的事情》、《阿梅在一個太陽天裏的愁思》、《黃泥街》《天堂裏的對話》、《突圍表演》等。她的小說將現實與夢幻加以“混淆”，以精神變異者的冷峻感覺和眼光，創造了一個怪異的世界。乖戾心理的描述，將讀者帶入精神欲望的內心世界，展示了在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卑陋、醜惡。殘雪主要關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內容：他們之間的對立、冷漠、敵意。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廣泛的生活環境裏，也存在於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家庭成員之間。殘雪創造這個世界時，更多的是訴諸個人的感覺、潛在經驗以及記憶。不過，殘雪的作品所體現的精神世界的範圍和深度是有限的，特別是從對人的生命、人性等的發掘的角度去衡量時，更是如此。這導致了她的小說出現的某些單一和重複的現象。
蘇童1987年發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引起文學界注意。其主要作品還有，中短篇小說《罌粟之家》、《妻妾成群》、《紅粉》、《離婚指南》，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帶》、《紫檀木球》等。他的小說，大多取材“曆史”。在有關舊時中國家族的敘事中，流露著憂傷、衰敗的情調和氣息。蘇童的小說，既注重現代敘事技巧的實驗，同時也不放棄“古典”的故事性，敘事流暢，風格突出。事實上，從《妻妾成群》開始，他的小說對於紅顏薄命等主題和情調寫得富有韻味，這削弱了小說中的創造性的文化內涵。流暢而優雅的敘述風格，對女性人物的細膩的心理描寫，使他在“先鋒作家”中，擁有最多的讀者。
在眾多的“先鋒作家”中格非更具濃厚的“先鋒性”。《追憶烏攸先生》是他的一部中篇。除中短篇小說以外，90年代，他還發表了多部長篇，如《敵人》、《邊緣》、《欲望的旗幟》等。他的作品常讓一般讀者感到晦澀難解，經常出現的是一種被稱為“敘述的怪圈”的結構。這在最初的《迷舟》（1987）和《褐色鳥群》（1988）中，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體現。在《迷舟》中，傳統小說故事的重要關節出現了“空缺”，而使故事的推進變得撲朔迷離，也阻隔了讀者的闡釋、想象路線。《褐色鳥群》在主旨和敘事方法上，更為晦澀玄奧。此後的寫作，沿著開始的這一“路線”展開，即麵對具體現實和曆史情景，持續地思考人的生存等一係列令人困惑而難解的問題。由於小說作者的知識分子背景，和敘述方式上的沉思的品質，他的小說在90年代，被有的評論家稱為“知識分子式敘述”。
在80年代末被稱為“先鋒小說家”的還有孫甘露、葉兆言、紮西達娃。葉兆言以《棗樹的故事》知名，在這個中篇裏，講述了一個名叫岫雲的女子的故事。他的《狀元境》、《追月樓》、《半邊營》等中篇，被稱為“夜泊秦淮”係列，表現了濃厚的“文人”情調。其他重要作品還有《豔歌》、《挽歌》、《去影》、《綠色陷阱》等。除了中篇以外，他還發表了長篇《死水》、《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孫甘露1986年發表的《訪問夢境》連同隨後出現的《信使之函》，在80年代後期，與格非的《迷舟》，常被作為“先鋒小說”在文體創作上的典型文本加以討論。《信使之函》等小說，采用“極端”的“反小說”的文體形式，表現了孫甘露創作始終堅持的“先鋒性”和“實驗性”。在這些作品中，缺乏可供辨析的故事情節和主題；孫甘露後來的作品還有《請女人猜謎》、《夜晚的語言》、《眺望時間消逝》，《憶秦娥》，和出版於90年代的長篇《呼吸》。
比起80年代以來的許多小說家來，餘華的作品數量並不多。餘華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直到1987年的短篇《十八歲出門遠行》和1988年的中篇《現實一種》，才引起文學界和讀者的注意。在這些作品（連同《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中，餘華對於“暴力”和“死亡”的精確而冷靜的敘述，和在“冷靜”後麵的巨大的憤怒，讓當時的許多讀者感到驚駭。這些小說以一種“局外人”的視點，用冷漠、不動聲色的敘述，以其想象力來掙脫“日常生活經驗”的束縛。餘華發掘了過去被遮蔽、掩埋的那部分“現實”。在他看來，為人的欲望所驅動的暴力，以及現實的世界的混亂，並未得到認真的審視。他堅持以一個藝術家對這個世界的獨創性發現為出發點，來建立對於“真實”的信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