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淺入深地觀察，市場經濟對於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為流行性的“現代讀物”的大量興起。“現代讀物”包括了各種各樣的文化類別，其中文學性的讀物最接近審美的意義。由於市場運作方式進入到文學生產領域，同時形成了對創作起明顯製約作用的讀者消費市場，所以相應產生了適應於這種運作方式及消費市場的文學作品，使寫作含有較為直接的追逐商業利潤的目的。這裏所說的“文學讀物”，是與純文學（或說嚴肅文學）作品相對立存在的，包括兩者的藝術觀念、寫作方式和審美趣味都截然不同，市場經濟下的文學讀物是可提供給讀者消閑、益智、娛樂的精神消遣品。像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說，金庸、梁羽生、古龍的新武俠小說，普佐、謝爾頓等的黑社會犯罪小說，以及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蘇青的閑適型或市民氣的消閑散文，它們都率先占據了大陸文化消費市場，並培養和形成了後來的文學時尚。正是由於這些外來作品的刺激，當代文學才在90年代之後產生出了龐大駁雜的讀物型作品。這類作品中較有影響的大致包括以下這些：王朔的“頑主”係列小說，春風文藝出版社策劃編輯的“布老虎叢書”（包括洪峰的《苦界》、王蒙的《暗殺》、張抗抗的《情愛畫廊》、鐵凝的《無雨之城》等），餘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大文化”散文，葉永烈等的政治人物傳記、黃蓓佳等女作家的言情小說，秦文君和陳丹燕的青春小說，彭懿的恐怖小說，張中行等前輩文人的學者隨筆等等。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深入，文學讀物的種類及內容日益變得豐富多彩，其可讀性和吸引力也逐漸增強，相反的，純文學作品正在失去讀者，成為一種精神奢侈品，逐漸地退出市場。
當然，文學性的現代讀物與傳統意義上的通俗文學不能完全等同起來，雖然讀物也包括了不同檔次的通俗讀物，但也確實有許多普及“高雅”文化的文學性讀物。如餘秋雨的散文就是體現了這種“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學讀物。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裏有許多令人讀之難忘的作品，如《遙遠的絕響》，是一篇追懷魏晉文人風度以及討論其與時代、與政治關係的散文，其閱讀對象非常廣泛，從學者到普通青年都對其有觀賞的興趣。餘秋雨的作品之所以這麼受關注，除了作者的文筆通俗淺顯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性格的多元發展滋生了一種對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現代讀物是一種多層次的文化現象，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人的精神需要，從梁實秋的小品到張愛玲的小說，從米蘭·昆德拉的譯本到餘光中的詩集，從金庸的武俠到餘秋雨的散文，都可以被納入到現代文學讀物的範疇裏加以考察。
市場經濟影響文學的另一個方麵，是作為創作主體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劇烈衝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知識分子失去了經濟地位（也包括心理適應）上的平衡，堅持純粹精神勞動的作家不能憑此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與此同時，他所從事的事業在經濟體製改革的過程中也日益被擠向了社會的邊緣。在關乎生計的情況下，有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而放棄自己對於文學的執著追求和曆史使命，甚至為了追逐商業利潤而喪失起碼的道德水準，炮製媚俗低級的作品。
中國知識分子長久處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導致其獨立人格的萎縮與喪失，知識分子精神上的殘缺的進一步形式是對金錢物質的盲目崇拜。為了堅守人文精神，首先需要知識分子反省自己，如何正確地麵對困境，不是選擇還是拒絕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市場經濟的社會體製下保持和發揚知識分子原有的精神傳統。“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長期與現實社會的批判鬥爭中形成的人文精神，麵對市場經濟的衝擊，如何進一步發揚光大，則成為90年代知識分子所要解決的難題。知識分子利用市場經濟規律來爭取文化消費對象、弘揚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終像在走鋼絲那樣，充滿了冒險的刺激和失落自己的危險。8０年代以來，無論崔健的搖滾、王朔的小說還是蘇童等先鋒作家，他們對於未知領域的探索都充滿了艱辛，力圖通過自身的嚐試尋求出路。
以王朔為例，他早期致力於寫作“言情”及“犯罪”題材的小說，包括《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得就是心跳》在內的一係列作品，均成為80年代以來最暢銷的文學讀物，其後他發展了極有個性化的“調侃風格”，在《頑主》、《千萬別把我當人》、《一點正經沒有》等小說中十分成功地觸動了讀者的閱讀興奮點，他的文學創作的商業傾向愈加明顯，並促使他最終放棄小說，轉入純粹商業性的影視劇創作，經他策劃和編劇的作品有《渴望》、《編輯部的故事》、《愛你沒商量》等，都曾經轟動一時，成為開拓中國當代商業影視創作的先鋒。
在社會轉型時期，90年代文學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是複雜而又難以做出簡單判斷的，在這一時期，新的文化格局尚未形成，富有生氣和開拓意義的新文學正處於探索與嚐試之中，多元化的主題與藝術表現形式引領著迷茫中的文學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