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尋求生活的理想價值，以新的審美意象來表達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這其實在80年代的詩歌和小說創作中已經出現，隻是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莫言的《紅高粱》已經表現出濃厚的民間理想。80年代末臥軌自殺的詩人海子，早在他的短暫的詩歌生涯中響亮地喊出了民間的理想主義。這些早期的探索與嚐試為90年代的民間理想的文學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民間的理想不是外在於現實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樂觀主義和對苦難的深刻理解聯係在一起。它所包含的道德觀念是窮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難命運時所表現的正義、勇敢、樂觀和富有仁愛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尋求自由、爭取自由過程中所表現開朗、熱烈，並富有強烈的生命力衝動，但事實上，這樣的觀念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見容於正統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意識，但從藝術上則提供了新的審美空間和理想坐標。
作家餘華在90年代連續發表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完全改變了他在80年代的創作風格。這兩部作品深刻描寫了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城鎮社會中下層人民所遭遇的日常性的苦難，餘華利用這個題材探討中國民間對苦難的承受力和承受態度，尤其是許三觀的故事，寫出了普通老百姓在苦難重壓下仍能保持幽默、樂觀、頑強生存的人生態度。餘華把這些幽默、樂觀置於源遠流長的民間文化背景下給以表現，成功地挖掘出長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國民間抗衡苦難的精神來源。這些作品揭露了現實生活的嚴峻性，驅除了個人主觀意識的形態化，小說與現實生活的距離被拉到最為接近的地步，生動表現了掙紮在生活底層的人民麵對苦難的無所畏懼的本色。
民間的理想具有民間生活的自身邏輯性。王安憶結合民風民俗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於90年代發表長篇小說《長恨歌》，在表現上海這座城市從40年代到80年代的曆史過程時，有意淡化了政治性的曆史事件，突出民間生活的自然狀態，她通過上海市民王琦瑤一生的悲喜劇，展示出豐富的都市民間的曆史文化記憶。
《長恨歌》主要寫小市民王琦瑤的人生三部曲：年輕時代參加上海的選美活動，一舉成名，隨即又成了國民黨某要員的外室；中年時代蟄居上海弄堂，與一群遊離於體製外的市民整日沉浸在懷舊中，並演出了一場多餘人的愛情悲喜劇；老年時代適逢改革開放，舊上海的繁華夢又重新發出迷醉的誘惑力，結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爛的寄生者，作為舊夢象征的王琦瑤被謀殺。小說通過一個人的命運象征了上海近40年的命運，意蘊豐富地表現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與魅力。
當代文學進入90年代以後，民間文化形態本身的豐富性決定了理想的多元性，每個作家根據不同的民間生活形態對理想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如張承誌從80年代中期起就深深地紮根於伊斯蘭民間宗教文化中，他的《心靈史》宣揚了伊斯蘭教中某一教派的曆史和教義，強烈批判了現實社會對於肉欲的狂熱追求；而張煒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則通過對大地之母的衷心讚美，表達出一種與生活大地血脈相通的文化精神。其他如莫言、王安憶、李銳、韓少功、陳忠實等作家雖然表達的民間理想均不相同，但由於他們自覺地把個人立場與民間立場很好地結合起來，所以能在個人視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會價值體係。
事實上，民間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世界，民間理想是以曆史與現實發展過程中的某種現實世界為基礎的，所以，在強調民間世界的理想性時，作家不能不意識到它本身還摻雜了汙垢的因素。許多作家在表現民間的理想的同時，也注意到了這一特點。較為典型的是李銳的小說。
李銳曾經“上山下鄉”，當過“知青”，他在小說世界裏始終貫穿了知識分子麵對民間的複雜心態，一麵揭示出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一麵也揭示了民間不為人知的愚昧狀態。他的係列小說《黑白》、《北京有個金太陽》和《行走的群山》完整地寫出了知識分子幼稚的理想與農村民間文化之間的複雜的較量，而知識分子最後不得不失敗的過程。
長篇小說《無風之樹》則尖銳地寫出了“矮人坪”的民間世界與代表著官方意誌的權力之間的對立。矮人坪是一個愚昧落後的世界，那裏貧窮落後的男人們共同供養了一個女人暖玉，當權力者為了爭權奪利想通過暖玉來整人的時候，矮人坪的拐叔為了維護醜陋的“公妻”製度而自殺。
小說從矮人坪的民間社會關係來看暖玉的處境，矮人坪的男人在守護這種恥辱的秘密時恰恰又體現出對人性的愛護，與權力者出於卑鄙政治目的的“理想主義”相比，矮人坪的民間道德還是體現出一定的人性力量。矮人坪的民間社會處於極端軟弱和愚昧的境地，但他們都不顧一切，甚至舍棄生命，維護著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態和原始正義。尤其當富農拐叔自殺後，矮人坪的農民在葬禮中顯示了民間自在的道德力量和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