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間立場的理想主義創作中，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和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在展示民間文化形態時，也相當生動地描繪了這種文化的複雜性。
90年代文學的轉型
90年代，中國文學同80年代相比，有了重大轉變，主要表現在：
一、泛商品化的文學盛行。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整個社會市場化程度的急速提升，文學迅速麵向市場進行了大幅度的自我改組。有的作家頻頻投入影視創作，在平麵媒體這個最大眾化的領域放大了自己的身影，同時也逐漸將文學創作“資本化”，獲得前所未有的商業利潤。有的作家與出版社聯合操作，炒作“選題、寫作、包裝、精心策劃”的一條龍流程，達到作家品牌化的目的。
商業不但表現在文學生產的社會過程中，也製約著文學創作的思維軌道，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長篇小說數量的猛漲。假如把這些長篇小說置於藝術分析的透鏡下稍稍一看，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敘述泡沫，其實是人為拉長的中篇、短篇小說，這個“小說最長化”的奧妙，自然是文化工業“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在起作用。
二、文學走進大眾生活。從50~80年代，宏大敘事在中國文學中是作家至高無上的追求。文學文本中充滿“時代”、“曆史”、“階級”、“未來”等龐大的話語，顯示著作家的聖潔情結。
90年代的文學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將立足點悄悄移動到個人體驗上，以平視的角度，敘述普通人“一地雞毛”式的甜酸苦辣。連軍旅文學這個“紅旗半卷出轅門”的慷慨之地，也空前地“向內轉”，《醉太平》、《突出重圍》等大量作品濃墨書寫軍人們的兒女情長。這一轉變，也使女性文學蜂擁而出。以往在宏大敘事的框架裏，女性作家溫情脈脈的個人化的想象沒有合適的地位。90年代的日常敘事語境，頓時打開了女性寫作的所羅門之瓶，色彩斑駁的女性“私語”、“密語”飛流直下，令人歎為觀止。
三、休閑文學占據市場。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裏，文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80年代的文學以思想解放為主導，“反思”、“啟蒙”的立場清晰可見，同樣佇立於新的思想解放的意識形態大旗下。其間雖然有一些“無主題變奏”，但無礙大局。而90年代的文學淡化了模式，開始了轉化的曆程。這個過程中有兩個方麵引人注目：一是文學的娛樂性大大膨脹，使文學從以往的“飯前祈禱”變調為大眾化的“飯後消遣”。金庸小說的盛行，正是這個變化的一個側麵。二是性文學悄然興起，作品的視角逐漸轉到人的下半部，從原欲、情欲角度窺視人生，並將所見所思毫無顧忌地傾瀉到社會公共空間。
90年代文學的轉型，意味著巨大的價值斷裂。這類轉型，必然包含著深刻的裂變與痛苦。痛苦來自作家自我揚棄中的回腸九轉：惆悵、焦慮、恐懼、壓抑、震驚、孤獨、荒誕……可是，在90年代的中國文學中，卻很少表達出這些痛苦的情緒。相反，作家投入市場狂歡的得意感和批評家出席“理論聚餐”的輕鬆感處處可見。我們的文學為什麼能夠如此愉快地告別痛苦？難道是我們的精神已經成熟到閑雲野鶴、無拘無束的境界？其實並非如此。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負載的是人的憂患。正如屈原所說：“惜誦以致湣兮，發憤以抒情。”喪失了痛苦的文學，必然是隨波逐流的曆史過客，最終被逐出人類的審美記憶。
其實，90年的文學並沒有回避痛苦，90年代的作家，大多出生於六十年代之前。在他們的人生中，社會形態已經轉換了好幾次。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裏，猶如趕場的演員，從一個舞台追到另一個陌生的舞台。其間可能有掌聲響起來的欣慰，但品嚐的自我裂變與劇痛，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抹去的。由此，我們需要從新的角度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們的文學正在承受著痛苦，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痛苦，封閉在作家的潛意識中，並沒有轉換為作家的文學行動，更沒有升華為作家的敘述化過程？
從這裏又引出了另一個文學問題：對痛苦的遮蔽。從遮蔽的角度看，90年代確實有太多的虛假快樂或快感侵蝕著作家的心理，使文學難以聚精會神地直麵痛苦。在複雜的遮蔽因素中，有兩個問題觸目驚心：
一是物質生活的進步使作家獲得了“預支快樂”，中斷了文學對精神領域市場化的批判性。近代中國封建末世的積弱積貧，使人們迫不及待地奔向“富國強兵”。一個世紀的曆程，基本塑造了國民精神中以物質進步為核心的現代化崇拜。文學意識也包容在這個宏大的曆史圖騰中，忽視了西方近現代的社會曆史中的一個悖論：物質財富的豐富並不一定帶來人文精神的興盛。在發展的某些階段，人文精神甚至還會與物質積累成反比，把人淹沒在物的欲望中。在這種二元對立的社會情景裏，作家的職責應當是人文精神、審美原則的守望者，以文學的聲音警世、喻世，使社會保持健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