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不同的觀點，從局部看，反映的都是事實，因此都是成立的。隻有從總體上描述90年代報告文學的發展圖景，才能從學理的層麵分析此間創作現象的內在根因。
90年代報告文學的“語境”
在談及90年代轉型期的報告文學時，人們往往將它與此前的同類創作相比較，以此顯示兩者的巨大反差。誠如學者所言，前者轟動，後者相對冷寂。造成作品轟動的原因有許多方麵，一般來說，它取決於作品本身，但同時也與作品發生的特殊時代的語境緊密相關。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的報告文學的風潮，是當時特殊的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某種共鳴。90年代前的新時期，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實事求是，是當時的時代流行語。相應於此，與現實社會關係密切的報告文學，其所表現的基本主題就是時代的主題；報告文學作家，他們所具有的兼濟天下的抱負與強烈社會責任感，使其自覺地通過創作回應主流話語所要求表現的時代精神。
對於改革來說，要進行觀念上的根本轉變，就需要思想上的啟蒙與引導。報告文學作家在這場曆史性變革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他們對特殊年代被拋棄的常識與真理重新給予了確認和肯定。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時期報告文學的代表作，在報告文學的發展史上具有某種標誌性的意義。它所肯定的是曾經被唾棄的公理，強調了知識分子以及科學技術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意義和價值，是現代社會文明與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
報告文學作家往往通過對於社會現實中某種矛盾與問題的披露與揭示，使人從迷茫困惑中得以警醒，從而思索社會改革與現實優化的方略。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作家處於社會走向開放解禁的時代，當文學的真實成為可能，而報告文學又特別需要真實的時候，他們便將現實中另一種發人深省的存在凸現在讀者麵前。《人妖之間》剖析了劣跡昭著的大貪汙犯及其生成的環境。《神聖憂思錄》、《西部大移民》等“問題報告文學”，以對現實的深刻剖析，激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這些作品的意義在於引導讀者對現實進行思索，反思自我。思想啟蒙是80年代中國社會的時代主題，其時的報告文學部分地參與並承擔了這種宏大的曆史使命。
90年代中國社會處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文學不再是社會的中心，逐漸走向了邊緣地帶，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化，文學也變得日益複雜化，多樣化，對於報告文學來說，也是如此。
知識分子的支持
毋庸置疑，90年代的報告文學與70年代末期到整個80年代的報告文學，在整體上並不在一個層級上。但這並不應該成為我們無視90年代報告文學存在價值的理由。事物的發展進程並不總是線性的，90年代的報告文學雖然算不上報告文學的黃金時期，但卻為我們攝取了這一時段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段風景，留存了一份關於知識分子精神演變的檔案。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是一種屬於知識分子寫作的文體。自然，90年代的報告文學描繪了知識分子的一段心路曆程，反映著他們的思索、進取以及某種無奈。
對於報告文學給予科學全麵的評估，需要有一種合體的價值尺度。報告文學是一種邊緣性的文體，試圖以一言以蔽之的做法對這種文體加以限定，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報告文學發展曆史中形成的某種文體精神、文體品格，是客觀地存在著的。它是我們考察評價報告文學的基本尺度。對於報告文學的文體精神、文體品格，評論家周政保認為：“凡富有時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審察人的生存狀態及社會前景，做到卷入現實而思考現實，並將精辟獨到的見解貫穿於真實可靠的敘述之中，也就稱得上是找到了報告文學創作的靈魂。”對報告文學，周政保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二是報告文學的社會性、批判性，以及與社會性、批判性相關的公眾意識。”他認為“這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靈魂，是必須堅持的文體精神”。
報告文學通過對現實的深度剖析，真實客觀地反映社會的當前狀態及其發展趨勢，謳歌社會公理、正義、人類理想，批判那些反人性、反真理的醜惡的存在。90年代的報告文學中，有相當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堅守了報告文學所應具備的真實客觀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