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年，瑪麗亞·埃奇華斯（1768~1849）寫了幾部長篇小說，揭露了在外地逍遙的“不住地主”們帶給愛爾蘭農民的災難。她的作品描寫了凱爾特人的異域風光和鄉村生活，在語言上也力求接近當地普通人民。後來司各特寫蘇格蘭題材的曆史小說時，自稱受了她的影響。俄國的屠格涅夫也承認從她的小說汲取了靈感。
稍後，威廉·卡爾頓（1794~1864）也在一係列長篇小說裏寫農村生活，畫麵更廣闊，筆下有各種類型的人物，對於農民的苦難刻畫得也更深刻。卡爾頓從來沒有去過倫敦，也不稀罕倫敦文壇的讚譽，而是以都柏林為向往的文化中心，以愛爾蘭讀者為寫作對象。後來詩人葉芝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小說家，由於他有任何說故事的人都不曾有過的最富於凱爾特人特色的一雙眼睛”。
詩歌方麵的優秀作者有托馬斯·莫爾（1779~1852），其代表作是《愛爾蘭樂曲》（1820）。莫爾是拜倫的朋友，曾在倫敦學習法律，交往的大多是英國人士。但是在這本詩集裏他的主題卻是愛爾蘭——她的曆史、傳說、古跡、風景、英雄人物，特別是在1803年起義失敗後為英國當局處死的羅伯特·艾密特。莫爾的詩的韻律也有愛爾蘭特色，即不用英文詩中傳統的五音步輕重律，而用一種緩慢、拖曳的調子，這是後來愛爾蘭許多詩人包括初期的葉芝也采用的。
19世紀後半葉發生了一係列重要事件：1846至1848年間的大災荒，1848年的武裝起義，1867年又一次未能實現的起義。愛爾蘭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鬥爭時期。同時，對愛爾蘭本土的神話、曆史、風俗、語言也有了更大的興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蓋爾學會的成立表明了這一點。19世紀末，出現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愛爾蘭文藝複興運動。
文藝複興的最顯著的成就是戲劇上的突破。19世紀90年代，兩個愛爾蘭人——伯納·蕭和王爾德——在倫敦劇壇上稱雄。伯納·蕭（1856~1950）的閃耀著智慧的現實主義戲劇是對於世界戲劇的重要貢獻，而王爾德（1854~1900）的《認真的重要》（1895）一劇至今仍然叫座，公認為完美的喜劇。
在愛爾蘭本土，一個重要的發展是阿貝戲院在1904年的建立。格雷戈裏夫人（1852~1932）和葉芝（1865~1939）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兩人自己也寫劇上演，同時致力於尋求新的愛爾蘭天才，終於成功地發現了兩個大劇作家，即辛格（1871~1909）和奧凱西（1880~1964）。
阿貝戲院提倡一種不同於倫敦商業劇院所常見的庸俗的社會喜劇的新戲劇，它主要發掘愛爾蘭題材，而在戲劇語言上則力求鮮明、樸素而高尚。這樣的語言來源於都柏林的貧民區，偏僻的農村以及家庭主婦的談吐。過去的愛爾蘭劇作家如康格裏夫、謝裏丹等用的是倫敦上層社會所講的英語，沒有多少愛爾蘭色彩，現在這些阿貝戲院的劇作家則雖然寫的是英語，但在措辭、使用比喻甚至句子結構上都體現了愛爾蘭特點。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在愛爾蘭的英文寫作中，本土傳統的影響也是深刻的。
辛格的傑作是《騎馬下海人》（1904）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運用淳樸而簡練提煉的鄉村方言，抒寫了愛爾蘭普通人民的充滿了悲喜劇的生活。由於他如實反映了愛爾蘭人的性格，他的劇本冒犯了一部分觀眾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現實感，加上他的詩情和想象力，給予他的作品以永久價值，至今仍有人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戲劇家。奧凱西是一個幹過各種體力活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街巷方言寫1916年起義和巷戰等當代大事，在《朱諾和孔雀》（1924）和《犁和星》（1926）等劇裏創造了許多真實、生動的人物，如堅強能幹的工人家庭的母親和饒舌而不中用的父親。奧凱西在初期的成功之後，經過一個試驗表現主義手法的中間階段，進入創作豐產時期，除了劇本之外，還寫出了6卷自傳，用新穎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筆記錄了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作家的一生。
文藝複興的中心人物是葉芝。他的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劇本《胡裏痕的凱瑟琳》（1902）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後來又進行了詩劇和日本古典劇的試驗，但是他的主要貢獻卻在詩歌。他經曆了一個從19世紀末的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的發展，每個時期都寫了好詩，而最優秀的作品則是在他參加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以後寫的。正是這一運動，特別是1916年複活節的英勇起義，使他感到“一切變了，完全變了，驚人的美已經產生”。到晚年他仍然寫出優秀作品，吸收了現代派的某些優點，比初期更見精粹深刻，雖然思想上有神秘主義、貴族主義的成分，但他依然是20世紀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