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維辛（約1744~1792）在其優秀喜劇《紈絝少年》（1782）中雖然還遵守“三一律”，卻深刻揭露了農奴主的殘暴和寄生性，指出了農奴製是俄國的萬惡之源，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
18世紀後期，在英、德、法等國文學的催化下，感傷主義在俄國蓬勃興起，此時的作品大都反映了1773~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後貴族的憂傷情緒。其倡導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義的禁忌，將卑賤者的形象引入文學，在《苦命的麗莎》（1792）中寫一個農家姑娘和貴族青年相愛，最後被拋棄而自殺的故事。小說著力渲染人物的內心感受，格調新穎，語言清雅流暢，發表後風行一時。
感傷主義詩人德米特裏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謠見長。而貴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則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部強烈反對農奴製的力作。他真實地寫出了農民的困苦和抗議，並用書中《自由頌》一詩大膽歌頌17世紀英國革命，但其抒發感受的章節仍保持感傷主義的特點。這部作品沒有對當時的文學產生直接影響，其效果到十二月黨人革命時才顯示出來。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俄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激蕩和1812年衛國戰爭所引起的民族意識的高漲，專製農奴製的危機加深，終於爆發了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俄國解放運動史上的貴族革命階段（大約從1825~1861年）從此開始。
同這次起義前後錯綜複雜的社會狀況相適應，文學中各種流派和思潮紛然並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滲透。感傷主義雖已出現，古典主義派尚未完全退出，他們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傑爾查文為首，結成“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1811~1816），同擁護卡拉姆津的“阿爾紮馬斯社”（1815~1818）就新舊文體問題激烈論戰。
19世紀初，一些保守貴族對動蕩的社會甚為不滿，流露出悲觀遁世的思想，消極浪漫主義遂應運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從感傷主義蛻化而來，他的大部分詩歌遠離現實，追求內心的自由和諧，宣揚神秘的宗教觀念，但他發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對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後期詩作也有類似之處。
隨著貴族革命的醞釀，又湧現了反對暴政、頌揚自由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如十二月黨詩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寵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達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虜》（1820~1821）等。
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爾別凱（1797~1846）和馬爾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黨詩人認為文學是宣傳和戰鬥的武器，注意從民間創作吸取營養，強調作品的民族獨特性。
這時現實主義文學也有進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廣泛地表現社會的弊端和俄羅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潑，文辭通俗。格裏鮑耶陀夫（1795~1829）的喜劇《智慧的痛苦》（1824）以個性化的語言，通過對保守反動勢力的鬥爭，刻畫出一個反映十二月黨人革命情操的19世紀2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馬爾林斯基的中篇小說、拉熱奇尼科夫（1792~1869）的曆史小說和柯裏佐夫（1809~1842）的詩，也包含了許多現實主義的成分。
俄國的浪漫主義文學，伴隨著1812年反拿破侖侵略戰爭的勝利和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而誕生。它以詩歌為主，富有強烈的戰鬥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1852）對俄國浪漫主義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譽為第一位俄國抒情詩人。他的作品受到感傷主義思潮的影響，充滿神秘色彩，但卻革新了俄國詩歌的形式和格律。十二月黨詩人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沙皇官僚集團，宣傳革命思想，奠定了俄國浪漫主義文學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主題。普希金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他不但是俄國浪漫主義文學最傑出的代表，而且是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也是俄國文學的重要成就。他的作品不但歌頌了人民的智慧，表現了對勞動人民痛苦命運的同情，而且諷刺了專製暴政、揭露了貴族的寄生生活。克雷洛夫的寓言富有民族風格，充滿幽默和機智，並廣泛的采用了民間口語，深受人民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