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蒙托夫是繼普希金之後的另一位浪漫主義文學代表人物。他在長篇敘事詩《童僧》、《惡魔》裏塑造了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達了人民反抗專製暴政的正義心聲。抒情詩《帆》以波濤洶湧的大海上的孤帆,象征著“祈求風暴”的不屈戰士。《高加索》充滿熱愛故土的情懷,顯示了描寫自然的高超技巧。萊蒙托夫在小說《當代英雄》中塑造了俄羅斯文學中的第二個“多餘人”形象畢喬林。

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形成於19世紀30年代,在19世紀50、60年代走向繁榮,到19世紀70~90年代達到了高峰,並轉向衰落。將近100年的俄國文壇,描寫人民苦難的作家人才輩出,反映現實黑暗的作品不斷湧現。他們的批判鋒芒主要針對封建農奴製,後來也觸及資本主義製度。他們在思想和藝術方麵都達到了相當高度。高爾基曾拿西方文學作對比,說:“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那樣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出現過燦若星群的偉大名字。”

19世紀初,俄國資本主義因素有顯著的增長,封建農奴製麵臨危機。先進人士對農奴製的批判以及圍繞廢除農奴製問題的鬥爭,促進了一部分作家轉向現實主義。反對農奴製的鬥爭要求文學揭露社會的黑暗,這是批判現實主義產生的社會基礎,而文學本身的發展,也為它提供了條件。

普希金的後期創作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為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奠定了基礎。萊蒙托夫、果戈理等是早期創作以浪漫主義見稱的作家,也在19世紀30年代轉向現實主義。詩人萊蒙托夫(1814~1841)在1840年發表小說《當代英雄》,繼承普希金開始的“多餘人”形象傳統,塑造了又一個“多餘人”形象畢喬林。畢喬林是對上流社會強烈不滿的貴族青年,但他擺脫不了貴族生活,沒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悶絕望;他時時進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視自己,隻能成為社會的“多餘人”。作者用諷刺的筆調譏諷他,並譴責其所由來的貴族社會。

果戈理加強了俄國文學的批判傾向。別林斯基則反駁對立派攻擊果戈理的言論,認為到19世紀40年代後期已形成了以果戈理為代表的“自然派”,其特點是真實描寫並批判社會的黑暗,以下層人民為作品的主人公,反映人民的疾苦。這恰好是俄國社會迫切需要的文學。別林斯基的理論有力地推動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的發展。赫爾岑(1812~1870)的小說《誰之罪?》(1847年)創造了另一個“多餘人”別裏托夫。這樣一來,經過普希金、果戈理的創作實踐和別林斯基在理論上的闡釋,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到19世紀40年代已經完全獲勝,並於19世紀50、60年代進入繁榮時期。

俄國文學繁榮的表現是作家眾多,名著如林,而且種類齊備。小說如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1859年)、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年)和《父與子》(1862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1864年),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1869年)。短篇、散文、隨筆如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1852年),謝德林的《外省散記》(1856年),劇作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60年),詩歌如涅克拉索夫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1863~1877年)等。在理論方麵,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論點,其論文《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1885年)對唯物主義美學作了重大貢獻。

屠格涅夫的出現是繁榮時期的標誌。他在寫出了“多餘人”形象羅亭(同名小說,1856年)、拉夫烈茨基(《貴族之家》,1960年)之後,迅速轉向“新人”形象的創作,開了這個形象係列的先河。所謂“新人”指的是平民知識分子,即“自由民主資產階級的受過教育的代表,他們不是貴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農民。”而此前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同名小說)幾乎已是“多餘人”形象的尾聲。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接著提供了一批“新人”的形象。此時,奧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大雷雨》等劇作和涅克拉索夫(1821~1898)的《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分別在戲劇和詩歌方麵拓寬了文藝表現生活的範圍。前者將商人、演員、教師、店員、侍役等中下層人物搬上了舞台,後者則把農民、小知識分子引進了文學。

近代烏克蘭文學

進入近代以後,在體裁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現了具有簡單的對白與朗誦成分的戲劇雛形和勇士小說。

18世紀中葉,烏克蘭文學進入新的階段。這時期的重要作家是伊·彼·柯特利亞列夫斯基(1769~1838)。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和啟蒙主義者,他的詩集《艾涅伊達》(1798)描述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習俗,歌頌人民的樂觀精神,反映當時的社會關係。他的劇作《娜塔爾卡·波爾塔夫卡》和《有魔力的士兵》(1819)對發展烏克蘭戲劇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詩歌和劇作中使用了民間語言。

其後,一些作家,如古拉克·阿爾捷莫夫斯基(1790~1865)、克維特卡·奧斯諾維亞年科(1778~1843)等繼承了他的傳統。農奴出身的詩人塔·格·謝甫琴科(1814~1861)的創作表達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反抗,標誌著烏克蘭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