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比利時獲得獨立，文學上出現浪漫主義運動。浪漫派詩人泰奧多爾·弗斯滕拉德（1805~1849）於1834年發起成立鼓勵和發展比利時文學全國協會，並出版機關刊物《比利時雜誌》。他在詩中首次表現新的社會題材，代表作《火車頭》（1840）描寫布魯塞爾和列日之間鐵路通車，《高爐》（1844）表現比利時工業的進步。他著有《抒情詩集》（1848）。浪漫派作家沙爾·波特萬（1818~1902）是自由和民主的歌手，著有詩集《詩與愛》（1838）、《太陽的詩》（1853），劇本《乞丐》（1867），評論《佛蘭芒的藝術》（1867）等。
與上述創作傾向對立的詩人安德烈·哈塞爾特（1806~1874）組織了一個文社，他寫有宗教史詩《基督的四個化身》（1849~1867）；作家奧克塔夫·皮爾梅（1832~1883）的作品《孤獨的日子》（1869）、《哲學的時辰》（1873）等表現出基督教唯心論，受法國作家夏多布裏昂的影響。
隨著工人運動的興起，1850~1880年比利時文學逐漸進入現實主義時期。作家沙爾·德·科斯特（1827~1879）的名著《歐倫施皮格爾的傳說》（1867）取材於16世紀尼德蘭民族解放鬥爭，把人民群眾表現成創造曆史的動力，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科曼斯（1813~1880）的風俗小說表現了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女作家卡羅利娜·格拉維埃爾（1821~1878）的小說揭露資產者的自私冷酷，同情窮人，呼籲婦女解放。
19世紀80年代後，比利時文壇出現一種文藝複興的景象。1874至1884年間發行了25種文學報刊，其中3種對比利時的文學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青年比利時》雜誌（1881~1897）在創作上傾向自然主義和帕爾納斯派，初期團結許多作家，由於主持人馬克斯·瓦萊爾（1860~1889）強調“為藝術而藝術”，引起內部分裂，逐漸走向衰落。《現代藝術》周報（1881~1914）為埃德蒙·皮卡爾（1836~1924）所創辦，主張文藝反映社會生活，提倡民族性，曾與《青年比利時》發生論戰。《瓦隆區》雜誌（1886~1892）的創辦人是阿爾貝·莫凱爾（1866~1945），鼓勵象征主義和自由詩。圍繞這些報刊，出現一大批重要的作家。
小說方麵，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著有地方色彩濃厚的小說《男人》（1881）、《肉食者》（1886）、《資產者的末日》（1892）等。創作風格相近的小說家喬治·埃克豪特（1854~1927）著有《主保瞻禮節》（1884）、《新的迦太基》（1888），歐仁·德莫爾德（1862~1919）著有《翡翠路》（1899），昂利·莫貝爾（1862~1917）著有《水與酒》（1893）等。
詩歌方麵，維爾哈倫（1855~1916）早期是象征派詩人，後來他的創作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成為“現代生活的詩人”，著有詩集《妄想的農村》（1893）、《觸手般擴展的城市》（1895）、《複合的光彩》（1906）等。從帕爾納斯派轉向象征主義的抒情詩人有喬治·羅登巴赫（1855~1898）和費爾南·塞弗蘭（1867~1931）。“青年比利時”集團的主要詩人有阿爾貝·吉羅（1860~1928）、伊旺·吉爾金（1858~1924）、瓦萊爾·吉爾（1867~1950）等。象征派詩人沙爾·範·萊爾貝格（1861~1907）著有《夏娃之歌》。馬克斯·埃爾斯康普（1862~1931）著有《不抱幻想的歌曲》等詩集。
戲劇方麵，象征派劇作家莫裏斯·梅特林克（1862~1949）的劇本《普萊雅斯和梅麗桑德》（1892）、《莫娜·娃娜》（1902）、《喬賽兒》（1903）、《青鳥》（1908）具有豐富的想象和詩意的幻想等特色。他於191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