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管理學是否具有長久的研究價值和生命力呢？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華人文化是華商管理學賴以存在的土壤，而華人文化將長期存在下去。海外華人文化盡管在它的發展變化中與其他文化形態有碰撞、交融，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精華，同時自己的傳統文化也有遺落，但它仍然是以華人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文化形態，華人的傳統文化特色仍然是主流的，是作為一種融合了的華人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可能隨著源於這一種族群體的異域發展、甚至歸化而很快消失。同時，華人之所以還被視為華人，就在於他們具有文化上與種族上的華人特性。隻有保持這種特性，華人才能結成具有較多聯係、相對穩定的共同體。否則，華人便不可能實際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外華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分支，已成為各所在國的一個少數民族（新加坡除外）。許多國家華人已形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即華族。華族是海外源於中華民族、分屬於不同的國家、基於共同的文化與種族認同的共同體。如馬來西亞華人（族）、新加坡華人（族）、菲律賓華人（族）、美國華人（族）、加拿大華人（族）等。即使是在一些實行同化政策的國家，華人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種族上都是難以消亡的。例如，在印尼，政府的同化政策雖然在客觀上使華人與主體社會的結合更趨密切，但是，華人仍然特色鮮明。泰國華人同化程度高，然而，即使是有些否認泰國華人實際存在的學者，也在另一種場合認為：“華人是泰國最大的少數民族”（〔泰國〕江白潮：“泰國華僑華人現狀”和“二十世紀泰國華僑人口初探”，見盤穀銀行經濟參考資料。）。印支國家的排華同樣沒有滅絕華族。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南政府公開稱：“華人是越南民族共同體的成員之一，是越南公民。”特別是隨著越南經濟改革的推行，華人經濟影響的增大，華人的族群性會不斷加強（Tran Khanh：The Ethnic Chine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可以肯定的是，華族發展得越好就越能加強自己的文化特性。這樣，華族的發展必然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族群意識的發展。所謂族群意識是指作為一個民族所共同擁有的種族與文化意識。而所謂種族意識即是一種源於中華民族的意識。所謂文化意識即是一種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價值觀念。這兩者構成了華族作為一個民族賴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礎。
其次，在世界各地還會不斷地出現新的華商。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曆史上中國因國內天災人禍而造成的大規模移民現象不會再重演，東南亞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發生大量湧入中國移民的現象。但是，我國屬於發展中國家，正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而歐美的一些國家科技發達，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力短缺。因此，在今後相對長時期內，我國仍然是移民淨流出的國家，並以勞動力短缺、人口密度比較低的發達國家為主要目的地。當然，民族國家體係在未來的國際社會裏仍不會改變，自由移民不會再有，契約移民也難再抬頭，非法移民是國際社會嚴加打擊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技術移民、留學移民、勞務移民和團聚移民等。其中，投資移民由各國的移民政策和中國對外投資能力所決定。未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投資移民都將持開明政策。中國對外大規模投資是中國崛起的必然產物，由此而形成的投資移民必將成為未來華人移民的主流。留學移民是由歐美日與中國的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所決定，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這種形式的移民仍將占較高比例。技術移民是由中國的民族特質和各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所決定，中國優良的民族特質將對技術移民引進國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勞務移民是由他國移民政策所決定，歐美發達國家和中東石油國家是勞務輸入較多的國家，但受移民政策限製，我國勞務輸出的規模不會很大。今後在這些新華人移民中，仍將產生一批又一批的新海外華商，並使海外華商在經濟實力和數量繼續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從這個角度看，以華商為研究對象的華商管理學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三、華商管理學的研究內容
華商管理的共同特征是延續了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又在相當程度上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是，華商分布很廣泛，所在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社會經濟製度和科技水平存在著差異，當地民族的文化價值觀也不同，因此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華商管理呈現出區域性差異。這種差異不影響把華商管理作為一個整體對象來研究，正如歐美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不影響把歐美管理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研究一樣。本書不是研究華商管理的區域性差異，也不是研究華商管理的一般過程，而是著重從華商管理與西方管理、中國傳統管理的差異中，探討華商管理的發展規律和特征，側重從以下五個視角進行研究：
第一，從華商的形成和發展曆史軌跡中探尋華商管理的特征；
第二，從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中探討華商經營理念、管理文化的獨特內涵，尋求其現代應用價值；
第三，從華商所處社會環境的變遷及其管理實踐中，探尋東西方管理融合的進程與影響；
第四，通過比較研究，從中國式管理模式、美國式管理模式、日本式管理模式的對比中探尋華商管理的獨特價值；
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討華商管理的現代化過程和趨勢。
根據這些設想，本書分為總論、原理、比較、實踐、趨勢等5篇18章。
第一篇總論，分為三章。這一篇首先闡述華商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基本範圍、研究內容，以及華商管理學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其次是華商企業的形成和發展曆史軌跡，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況，以及華商企業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二篇原理，分為七章。這一篇主要從海外華商所處社會環境的變遷、中華傳統管理文化與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的角度，探討華商管理最一般的、共同的特征。著重闡述了華商的家族化管理模式、內方外圓的管理體製、情法合一的管理方法、依理應變的戰略管理、以仁為本的員工管理、以和為貴的人際關係、以五緣為紐帶的社會網絡等內容。
第三篇比較，分為三章。這一篇主要從華商管理與中國式管理、美國式管理、日本式管理的比較中，探討華商管理的特殊性，闡述華商管理的獨特價值。
第四篇實踐，分為四章。這一篇以港台澳、東南亞、美國的華商為重點，以典型案例為分析對象，闡述華商管理的實踐發展，體現知行合一。
第五篇趨勢，為一章。這一篇主要分析華商管理的發展趨勢，著重分析華商家族企業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適應性調整和趨勢，分析華商管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適應性調整和趨勢。
第二節華商管理學的理論基礎
華商管理是中華民族傳統管理文化、當代西方管理文化與華商所在地管理文化的融合，具有獨特價值的管理文化。因此，東方管理學和西方管理學是研究華商管理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東方管理思想
廣義地說，東方管理文化是聚居在中國黃河長江流域、印度恒河印度河流域與西亞兩河流域以及非洲古埃及尼羅河流域的東方各族人民，共同在長期生產經營實踐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獨特的價值觀，以及以此為核心發展起來的行為規範、道德標準、群體意識、風俗習慣等。狹義地說，東方管理文化是以中華民族優秀管理文化，既包容著《周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和兵家等傳統優秀管理文化，同時也吸收了佛教、伊斯蘭教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以海內外成功的華人、華裔企業家為代表的華商管理文化，是繼承和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優秀管理文化，同時吸納了西方管理文化中科學性、製度性的內容，是東方管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東方管理文化的學科體係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是治國學，二是治生學，三是治家學，四是治身學或人為學。治國學主要是對社會人口、田製、生產、市場、財賦、漕運、人事、行政和軍事等方麵的管理的學問；治生學主要是對管理農副業、工業、運輸業、建築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麵的學問；治家學主要是對家庭計劃、家庭理財、家庭教育與家庭和諧等方麵管理的學問；治身學或人為學主要是研究謀略、人為、為人、用人、選才、激勵、修身、公關、博弈、獎懲、溝通等方麵的學問。以上各門學科還可以具體分為人本論、人德論、人為論、人道論、人心論、人謀論、人緣論、人才論等具體的分支，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東方管理的理論體係。
東方管理要素就管理哲學思想而論，包含有道、變、人、威、實、和、器、法、信、籌、謀、術、效、勤、圓等十五個方麵。“道”是指治理國家的客觀規律；“變”是應變，也就是要根據事物發展規律隨機應變，采取靈活戰術的意思；“人”是指以人為本，取人心、得人才、用人才；“威”是指權威，是管理的基礎，許多現實問題的解決都要靠權威；“實”是指辦事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和”是指和為貴，說明一切問題的成功解決，都要建立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基礎上；“器”也就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乃治國之本，也就是要求依法管理；“信”是指講求信用，誠實為重；“籌”是指運籌帷幄，製定全麵性的戰略；“謀”就是計劃、規劃，做任何事都要有預見；“術”則要求管理者正確地運用方式、方法和策略，因勢利導，化不利為有利，克敵製勝；“效”是指高效，也就是說辦事必須注意提高效率和效益；“勤”是提倡勤儉節約，主張民生在勤；“圓”是指圓滿，也就是力求使事物處於合理、最佳的圓滿狀態（蘇東水：《管理學》，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29—30頁。）。
對於東方管理的本質，曆史上各學派有各自獨到的見解。在儒家看來，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行為；在法家看來，是一種功利的行為；在道家看來，是一種“效法自然”的行為；在墨家看來，是利他的行為；在《易經》的觀點看來，是一種“人道行為限”。這些對於管理的見解各有根據，亦各有所長。蘇東水教授認為，東方管理的本質可以概括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蘇東水等：《東方管理》，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以人為本”，即一切以人為核心，實現人的全麵、自由、普遍發展；“以德為先”強調道德倫理的作用，管理者先“修己”以做出道德示範，在無形中影響被管理者的行為，從而達到“安人”的目的；“人為為人”要求每一個管理者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為和修養，“正人必先正己”，然後從“為人”的角度出發，控製和調整自己的行為，創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激勵環境，使人們能夠持久地處於激發狀態下從事工作，並使其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
東方管理文化是長期曆史的積澱，是一個中華民族生產和勞動實踐的寶貴經驗的結晶，博大精深。即使是現代西方的許多管理者，也將目光投向東方文化，認為以儒學文化為代表的東方管理文化，其中的德治、人本、人際關係等思想，代表了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最終趨勢。他們用東亞的儒學思想改進自己的管理意識與手段，認為它完全可以創造一個能使員工奮發學習、不斷進步、攜手努力、克盡己責的組織。這樣的組織不僅創造財富，而且培養人才，向社會頌揚一種精神道德——將企業員工生存質量的改善，擴大到社會環境的改善、社會中人的行為能力和自覺意識的提高以及人與人親和互助關係的加強。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更是外國管理學者討論的熱點之一。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認為：“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使戰敗後的日本經濟迅速複興，中國繹典的影響力，功應居首。”（〔日〕伊藤肇：《東方人的經營管理》，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許多學者研究後發現，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正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威廉·大內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處後，認為對於這種源於中國的管理，“我們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夠將它與我們自己的組織形式進行對比，並了解我們的環境內還欠缺什麼東西。”（〔美〕威廉·大內：《Z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頁。）因此，中華民族優秀的管理文化，不僅對我國具有現代價值，對其他國家或地區也具有現代價值。
華商管理融合了中華優秀文化、西方文化和華商所在地文化。因此，研究華商管理學，離不開東方管理文化。現代管理學之父杜拉克認為，對於傳統文化，可以利用它而不要改變它。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論什麼民族，也不論在什麼時候，人們總是不斷地吸取傳統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並融入自己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我們在研究華商管理學時，也同樣要把優秀的傳統管理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繼承和發揚光大其精華。這是因為，一方麵，對傳統的東西，不可能割斷它，也不可能跨越它，去作空白地上的創新；另一方麵，弘揚東方管理文化也是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例如，中國傳統管理文化中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僅被現代企業管理實踐證明是有效的，也符合“知識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和基本特征。相對於傳統物本經濟而言，知識經濟是人力資本起主導作用的經濟，是高度人本化的經濟。隻有以人為本，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重視人力資本的作用，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又如，強調社會責任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也是符合現代企業和社會發展的趨勢。孟子雲：“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這種“與人樂樂”、“與眾樂樂”的社會責任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成為現代企業文化追求和樹立的信條。杜邦公司說：“化學工業使你的生活更美好！”勞茨公司承諾“為人們創造最佳環境”。在現代社會，華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符合社會公眾利益，在這個前提下，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
當然，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是在農業社會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缺乏與近代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有機聯係、缺乏與市場經濟的緊密聯係，也沒有形成係統的科學形態，在各種長處中也包含著一些弊端。例如，以人為本的思想既把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卻不重視個人的價值和獨立的人格；“天不變、道亦不變”，萬古不變的“經”就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組織更新、模式變革的極大障礙。傳統管理思想中的許多信條，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何必曰利”、“父母在不遠遊”、“子為父隱”等，不僅在曆史上製約了管理方式的變革和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在今天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曆史包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商在繼承和發揚光大優秀的傳統管理文化的同時，對那些落後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有的已經在經濟社會現代化中加以剔除，有的正在管理實踐中逐步加以剔除。
二、西方管理思想
西方管理思想是淵源於古希臘文化傳統，它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演變為具有一定科學形態的管理理論，從20世紀初泰勒《科學管理原理》開始發展成為科學化的理論體係，對現代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
西方第一代管理理論，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和前提的物本管理。當時的管理學家認為，資本家是為了獲得最大利潤才開辦工廠，工人是為了掙更多的錢才來工作，隻要滿足人對金錢和物質的需求，就能調動其積極性。基於這種認識，管理所遵循的是以事、物為中心，見物不見人，重物不重人；人被當作機器附屬物，要人去適應機器；對人主要實行物質激勵和金錢激勵。即使是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泰勒，也隻是把人當作物和工具來管理，沒有嚴格區分對物的管理和對人的管理。
西方第二代管理理論，是以“社會人”假設為基礎和前提的人本管理。20世紀20年代前後，一方麵，工人日益覺醒，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鬥爭日益高漲；另一方麵，經濟的發展和周期性危機的加劇，使得西方資產階級感到，再依靠傳統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已不可能有效地控製工人達到提高生產率和利潤的目的。一些管理學家和心理學家也意識到，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管理理論。於是，各種各樣的管理理論、管理方法相繼出現。這些理論和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對物本管理提出了批判。其中，影響最大的是20世紀30年代前後出現的以“社會人”假設為基礎和前提的人本管理理論。這種管理理論有三種表現形式：人際關係學（也稱人群關係學）、行為科學、以人為本理論。人際關係學派的倡導者是澳大利亞管理學家梅奧等人。他們認為：影響工人積極性的還是工人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工人獲得集體的承認和安全比物質刺激更為重要，由此提出的管理措施是：提倡勞資結合，利潤分享，以謀求良好的人際關係等。行為科學是20世紀40年代末基於梅奧的“人際關係學說”而提出的。行為科學主張創造出一個最優工作環境，以便每個人既能為實現組織目標，又能為實現個人目標有效地作出貢獻。其進步之處在於重視激發人的內在動力，促進人們自覺自願發揮出力量來達到組織目標，重視人的因素以及人和社會的關係，重視人的外在關係行為等。以人為本的理論是源於日本企業的實踐。20世紀80年代，美日經濟發展不平衡，引起了美國各界人士的關注和不安，因而導致了美日比較管理研究的熱潮。日本管理的理論基點是以人為本，重視人性；以“和”為基礎，以忠誠為先；奉行集體主義，重視培育團隊精神等。從日本管理經驗中可見，企業不再單純是一種經濟組織，人不單純是創造財富的工具，人是企業最大的財富、資本和資源，是企業的主體。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是現代管理活動成功的保證。因此，一切管理工作均應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做好人的工作為根本，對物的管理要通過對人的管理來實現的。
21世紀是知識經濟即將到來的世紀。知識經濟的靈魂是創新，人的智力和創造能力將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與此相適應，西方管理理論發展的新趨勢是以“能力人”假設為基礎和前提的能本管理，這是西方管理理論發展的第三代。在現代西方社會，隨社會生產力和高新技術的發展，作為人最高需要的自我實現（按照人的興趣、能力從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正成為西方人追求的重要目標。麵對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沉重代價，許多思想家從文化價值觀和人性上探討如何實現“人的革命”，以適應高新技術的發展和需求結構的發展，也就是挖掘人的潛力，發揮人的創造能力和智力，把人塑造成“能力人”。因此，能本管理的主要特點是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力度，大力開發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強調用柔的方法，通過激勵人、關心人、尊重人的價值和能力，以感情聯絡來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吳之明：“談談西方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趨勢”，《企業文化縱橫》200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