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夏，二十二歲的蔡智誠不想上學了，他要去當兵。
蔡智誠是貴州人，家住遵義老城琵琶橋（今貴州省遵義市紅旗路）。他家的斜對麵就是黔軍高官柏輝章的公館，如今那裏已成為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會址。
蔡智誠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在武漢戰役中犧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經出嫁，在“美國援華協會”當醫師；二哥蔡智仁畢業於陸軍輜重兵學校，是國民黨交通二團的營長；而蔡智誠的孿生妹妹蔡智蘭初中還沒畢業就跑出去參軍，結果在戰場上失去了音訊。
1944年，蔡家的年輕人中隻有蔡智誠還在學校裏讀書。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想工作或者膽子小，而是父母覺得家裏應該留一個“守門的”。蔡老四是長輩們公認的最乖巧聽話的孩子，應該老老實實地把大學念完，然後成家立業才對。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間來到貴州，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後來又經營鹽號。貴州是個不產鹽的地方，食鹽完全依靠川滇兩省供給，而遵義這裏是川鹽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城裏開辦“恒升永”商號，兼營鹽業、布匹和雜貨，很快發了大財。但正所謂“富不過三代”，到了蔡智誠的父親蔡式超這一輩，蔡家的家道就漸漸衰落了。
蔡式超是廈門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在華僑創辦的大學裏受過幾年的“商學”教育，雖然沒學到多少經商的本事，卻樹立了“實業救國”的思想。回到家鄉就下定決心當農場主，向陳嘉庚先生學習。剛開始，他和廈大同學何輯五一起改良茶種，開辦了一個很大的茶場。在當時，貴州種植茶葉的人很少，蔡同學與何同學希望用茶葉這種“新型經濟作物”替代盛行於貴州的鴉片。他們覺得這既能挽救家鄉風氣，又能振興地方經濟，真算得上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雙豐收。
從理論而言，兩位大學生的思路是可取的，但實際上卻根本辦不到——興辦農業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可貴州一帶卻戰事頻繁。黔軍、滇軍、川軍、中央軍、民團、土匪、青幫和洪幫來來去去，今天這個拔苗，明天那個刨坑，試驗農場的苗圃裏好不容易長出了幾片茶葉，還沒等收獲就被別人搶跑了。折騰了幾年，不僅茶園毫無收獲，就連何輯五也在軍閥混戰中被趕出了貴州，原本雄心勃勃的農業改革試驗於是就此收場。
做不成農場主，隻好改當企業家。蔡式超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親們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結果造出來的“衛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隻得關張。接著他又開設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純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麼也超不過94度，隻能當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著。抗戰爆發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用酒精，蔡老板於是不計成本地把一批批的產品送往前線。沒過幾年，家業就被他折騰得差不多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後方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之初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國軍雖然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盡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人民積極支前，踴躍參戰，處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麵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後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國民政府就像是鬆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的行徑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裏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麼的，好像打日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辟第二戰場一樣。
老百姓並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誌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雲南和四川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可是，浙江大學電機係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遊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