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貴州是“政治模範省”，浙江大學也是“模範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鑽研業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19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生流血衝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衝出去了。於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麵小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讚成學生的行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遊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可從這以後，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願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都完好地轉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麵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項目，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胡剛複、工學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鬆、王葆仁、李壽恒、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楨、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像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地在教室裏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於是後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裏，有四十多人成為了中科院的院士——這其中當然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為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誠正跟著俞國順副教授建造“發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隻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電機係實驗室的俞主任於是決定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發電照明。
發電房的“核心設備”是一台15千伏的交流發電機和一台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雲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咣咣”地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
試運行的頭幾天，廠房裏來了一個中央軍校（抗戰期間，國民黨的陸軍中央軍校設在遵義）的教官。他說自己要結婚了，讓發電廠給他的新房裝兩盞電燈。可是，這位軍官的住宅與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給他裝電燈非得專門拉一條回路不可，於是俞國順就沒同意。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軍棍“乓乓”幾下，把俞教授的腦袋敲了個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隻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床上長籲短歎，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大的曆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對兵戎之事不了解，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為，“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讚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拿著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也到學校來作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青年學子們去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