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島演習之後，傘兵部隊就變更了番號，先前的“空軍傘兵總隊”改名為“空軍傘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隊編製也改為五個直屬營和兩個戰鬥團，總隊司令馬師恭調任整編第88師師長，由副司令張緒滋升任傘兵司令兼快速縱隊司令。
馬師恭司令變成了馬師恭師長，自然希望多帶些人馬去新部隊壯壯聲勢。可惜那整88師原本是“傻兒師長”範紹曾的川軍，雖然被黃埔係接管了卻依然脫不了雜牌的底子，實在難以引起傘兵的興趣，特務隊裏隻有劉盛亨一個人願意跟著馬師長走。雖然也有人給蔡智誠做過思想工作，許願說過去以後可以連升三級，讓他當個少校營長什麼的，但蔡中尉考慮了半天還是沒有答應——整88師已經重組過好幾回了，當兵的早都被解放軍嚇破了膽，一聽見槍聲就逃跑，別說是營長，就連團長、旅長也是三天兩頭的當光杆，確實沒有多大趣味。
蔡智誠當時的願望是想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舊中國的全運會是從1910年開始創辦的，到1935年辦了第六屆，以後遇到抗日戰爭爆發就停辦了。事隔十三年，國民政府又計劃重整旗鼓，準備在上海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並以此作為第十四屆（倫敦）奧運會的選拔賽。這場“亞洲第一體育盛事”得到了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各省市各軍兵種和海外團體都組隊參加，場麵空前的熱鬧。傘兵也受邀在開幕式上進行跳傘演練——蔡智誠雖然覺得自己沒有上場競技的本事，卻自以為滿有資格參加開幕式跳傘，於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灘去出出風頭。
當時，快速縱隊駐防在徐州一帶，全運會的跳傘表演是由“傘兵南京留守處”籌備的，經辦此事的頭頭是留守處長劉農。可是參謀出身的劉處長對跳傘的業務不太內行，所以隻好把經驗比較豐富的薑鍵上校請去當總教官，還挑選了二十幾個骨幹參加表演隊——這些人在參加完運動會之後就留在南京組建“補充團”（即後來的傘兵第3團），由劉農當團長，薑鍵當副團長，其他表演隊員則充實為各級軍官。
說起來，蔡智誠原本也可以加入傘3團的，因為跳傘表演隊的名單裏有他的名字。可誰曉得，臨出發的時候正巧遇到“徐州陸總”開展“黨團合並”活動。上峰一道命令下來，生生地把蔡智誠和其他幾個“積極分子”給留住了。
所謂“黨團合並”就是解散三民主義青年團，把三青團員並入國民黨或者青年黨。這件事情原本並不複雜，可當時的“徐州陸總”秘書長是複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傑，這家夥對“政訓”和“民訓”工作重視得很，極力主張“借黨團合並之東風，完善軍隊之政治製度”。而快速縱隊的張緒滋司令又是個新官上任的角色，滕傑說什麼他就聽什麼，結果就在傘兵部隊裏設立了“政治指導室”，蔡智誠也從中尉連長變成了搜索營的上尉指導員。
國軍部隊裏的“政治指導員”和解放軍的指導員並不完全相同——共產黨的規矩是“支部建在連上”，指導員主管政治，與連長一起上班，各司其職、地位相當；而國民黨的“政治指導室”是建立在營級單位的，指導員是隸屬於營部的連級軍官，平時到各連隊去訓訓話，打仗的時候就幫著營長壓陣督戰，有點像是個軍法官。
國軍的指導員當然也要從事政治工作。蔡智誠的業務就分為兩大塊，一塊是“政訓”，監理軍人；另一塊是“民訓”，督導百姓。
“政訓”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糾察和訓話。先說糾察，當時，徐州是華東軍事中心，不僅兵多官多難民多，各類報社也很多，黑頭發黃頭發的記者滿街亂竄，隨便一點小事都有可能驚動社會視聽，所以上峰對軍紀問題十分重視。大街小巷布滿了糾察哨，火車站和汽車站更是指導員們雲集的地方。糾察官發現軍容不整的要處罰，遇到欺負老百姓的更要嚴懲。有一次，汽車第5團的一輛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輪車。司機一踩油門就想跑，周圍的糾察隊立即出動，幾十部吉普車、摩托車前堵後追的，愣是把那家夥拖回到肇事地點，當眾給槍斃了。
訓話是政治指導員的基本業務。指導員除了要主持連隊的“總理紀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會）領著大家朗誦“總理遺訓”之外，還要到有關單位去進行“精神訓話”。蔡智誠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訓練總隊”和“青年集訓總隊”——前者收容著被解放軍遣散回來的國民黨官兵，後者則關押著被國民黨俘虜的解放軍戰士。
據蔡智誠講，徐州的政訓單位對兩邊的俘虜都還是比較客氣的。比如徐州市長張希道在訓話的時候就經常表示：“拿起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點餘地，今後總還有見麵的時候……”，真是態度真摯語氣誠懇，搞得大家十分感動。後來探察一番才知道，原來這張市長以前也當過解放軍的俘虜，他的這一套全是從共產黨那裏學來的。
“政訓”可以采取集中訓話的方式，“民訓”工作就必須變點花樣才行了。那時候，徐州城裏經常遇到上訪申冤的外地難民，有時還要搞搞示威遊行什麼的。每當出現這種情況，蔡智誠他們就穿上便服，裝扮成老百姓混在隊伍裏瞎起哄，手裏舉著“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小旗子，嘴裏嚷嚷著“擁護綏靖政策！”、“還我民眾安居樂業！”之類的口號，一個勁地把鬥爭矛頭往蘇聯人和共產黨的頭上引，企圖混淆視聽，忽悠人民群眾。
說起來，徐州的老百姓還真是十分的淳樸憨厚。這裏古稱彭城，曾經是楚霸王項羽的根據地，民間習俗也透著一種很特別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見年紀大的要喊“大爺”或者“三爺”，遇見年輕的則應該叫“二哥”，因為“大爺”是魏征、“三爺”是徐茂公，都屬於多福多壽、智慧賢能的人物，“二哥”武鬆的形象也很不錯，聽起來讓人覺得爽氣。“二爺”不能喊，因為秦瓊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勁了，那是武大郎，簡直就跟罵人差不多……
內戰時期，處於戰場中心的徐州是國民黨的“政治模範區”。這裏的民眾不僅自發地組織各類保安武裝（俗稱“小保隊”）配合政府“綏靖地方”，甚至到了國軍敗退的時候還能夠“追隨政府”棄家逃亡。這種情況在全國也是十分罕見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誠看來，一方麵是由於國民黨對徐州的管理比較不錯，另一方麵也是共產黨人幫了大忙。
19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戰軍千裏躍進大別山，陳粟兵團和陳賡兵團也相繼挺進豫皖蘇。三路大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的縱深，為了補給軍需，就同時采取了紅軍時期的“走馬點火”政策——部隊每到一處，立即開展“鬥地主”、“分浮財”運動，把有錢人家的財物分給窮人，並沒收地主富農的糧食供應軍隊——這樣的“急性土改”當然可以最快地喚起貧困農民的革命熱情，也能夠迅速解決部隊的臨時需要，但它卻也存在著一些毛病。首先，這種方法隻能是一次性的，經過猛烈的“點火”，下回再來的時候就無錢可收、無糧可征了；其次，這種方法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軍隊“走馬”所過之處，中農以上的人家幾乎跑光，流離失所的難民紛紛逃往國統區，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被簡單地推向了鬥爭的對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