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帝丘店，蔡智誠被送到商丘醫院，他在這裏遇見了1團團長張信卿。張團長的腿斷了，一張笑眯眯的胖圓臉也變成了瘦長的苦瓜。經過豫東一仗，快速縱隊的傷亡慘重，先前出征時的七千人馬隻活下來了不到兩千，劫後相遇的人們彼此麵麵相覷，長籲短歎，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在那段時間裏，商丘醫院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傳言，有的說第三快速縱隊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說傘兵即將被空投到“匪區”作戰……搞得病房內外人心惶惶。
這些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
1948年7月2日，襄樊戰役爆發，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康澤）的三個旅被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在襄陽一帶。戰至7月10日，國軍的外線陣地被突破，康澤急忙向南京求援，並提出調遣傘兵參戰——按當時的戰場情形，從地麵增援襄陽和樊城已經來不及了，由傘兵實施空降倒確實不失為一條捷徑——南京國防部覺得康司令的主意實在是高，立刻就批準了這個計劃。但這樣一來，卻讓傘兵們犯了難。
那時候，國民黨傘兵的頭上頂著兩塊牌子，一塊是“空軍傘兵總隊”，受空軍總司令部管轄，另一塊是“第三快速縱隊”，屬徐州剿總的編製，所以調動傘兵的時候光有國防部的指示並不能算數，必須經過空軍和徐州方麵的協商才行。
周誌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讓傘兵去送死，他們認為國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當時，徐州這邊勉強還能夠跳傘的官兵隻剩下不過千把號人，大敗之後士氣十分低落；南京訓練基地的人馬雖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剛在地麵練習蕩秋千的新兵，若是派他們實施空降，恐怕立刻就會摔死一大半。在這樣的情況下派傘兵部隊增援襄樊，純粹屬於紙上談兵——於是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和徐州剿總就來來回回地猛扯皮，你說我消極膽怯我說你鹵莽愚蠢，一直鬧到7月16日襄陽被攻破（康澤被活捉），也沒能確定最終的“解救方案”。
但這場扯皮卻也給高官們提了一個醒：先前把傘兵部隊混入陸軍使用的辦法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門、用非所長，傘兵平時在地麵被揍得半死，遇到關鍵時刻又上不了天，到頭來得不償失。因此從1948年7月下旬之後，“第三快速縱隊”就被撤銷了，傘兵單位改稱“空軍傘兵司令部”回到南京進行整補，依然由張緒滋擔任司令，下轄三個團，井慶爽任1團團長，趙位靖任2團團長，另外將“南京留守處”改編成傘兵第3團，由劉農擔任團長。
8月初，原本在商丘養傷的張信卿、蔡智誠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準備參加“8·15”抗戰勝利三周年紀念活動。據說蔣介石總統屆時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閱兵，還要給豫東戰役的立功人員授勳。也許是考慮到傷兵身上纏著的繃帶比較容易出鏡頭，司令部特意讓蔡智誠他們在操場上列隊演練了一番，意思是想讓這幫“掛了花的功臣”為慶典場麵增添幾分悲壯的色彩。
傘兵們考慮得很周到，可惜老天爺不幫忙。從1948年7月開始，長江中下遊地區連降暴雨，水量達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蘇、江西和福建各地接連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圍幾乎變成了澤國。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削減了慶典儀式的規模，把原定的“總統授勳”改為給立功人員發放一筆慰勞金。蔡智誠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塊錢金圓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在上海，蔡智誠養傷的地方是“聯勤第二總醫院”（今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當時這裏是專為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提供醫療護理的高級場所，設備條件好，夥食也很不錯。蔡傷兵的床頭卡上的官銜是“空軍少校”，剛開始他還以為是聯勤司令部搞錯了，過了幾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經從上尉變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職位是傘兵司令部參謀處第一科的主任科員兼副參謀長張幹樵的聯絡官。參一科是負責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門。當時傘兵部隊正在進行補充和整訓，科裏的上上下下一頭忙著填寫陣亡通知書，一邊還要製作新的官兵花名冊，誰也抽不出空來，隻好委派正在上海療養的蔡參謀勉為其難，充當新任副參謀長張幹樵上校的聯絡員。
張幹樵原本是“東北剿總”作戰處長，廣東人，中央軍校第11期生。他在第5軍軍部當參謀的時候曾經和杜聿明一起爬過“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長官的信任。前不久，傘兵的羅國英副參謀長在豫東戰役中失蹤了，老杜就把張幹樵從東北調回來接替他。但張副參謀長抵達上海之後卻沒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徑直回廣東老家探親去了。等他從廣東回來之後，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當幕僚——人家是參謀副長，是參謀處的頂頭上司，又是杜老總的心腹，參一科當然不敢打他的考勤，隻得委派一個主任參謀級別的“聯絡官”在上海守著，隨時準備替他傳傳話。
這聯絡官的差事其實很不錯，既沒有風險又十分好玩。蔡智誠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針換藥之後就跑出去閑逛，一直要折騰到半夜三更才回到醫院裏，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價穩定，市場供應充足，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日子最好過的時期。
國民政府從8月19日開始實施貨幣改革，強製推行金圓券，禁止任何商品漲價，禁止任何人囤積物資。“太子欽差”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勘亂建設大隊、經濟警察大隊和“人民服務總隊”遍布大街小巷，發現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立刻嚴懲不貸。就連榮德生的侄兒榮鴻元、杜月笙的兒子杜維藩以及商界巨頭詹沛霖這樣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來，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嚇得沒了蹤跡，剛剛發行的金圓券頓時就成了統治十裏洋場的硬通貨。
這個時期的金圓券真的很值錢。按照行政院的條令，三百萬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券，二百元金圓券價值一兩黃金，兩元金圓券等於一塊銀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圓券購物的時候，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必須保持在“8·19”（金圓券發行日）當天的水平上。這樣一來，一塊錢可以買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圓券就相當於一個美金，並且所有的物價明細表都已經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個商販膽敢缺斤少兩，討價還價，立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來，這可真是板上釘釘，童叟無欺。
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裏，蔡智誠的衣兜裏正好揣著立功受獎的犒勞費。那時候，金圓券的鈔麵隻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塊硬紮紮的新式鈔票把小夥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撐起了小夥子的享樂欲望。於是，他就財大氣粗地一頭撲入了夜上海的紙醉金迷之中。
在這個時候，蔡智誠迷上了跳舞。當時，上海灘的各類舞廳星羅棋布，一流的舞廳聘請菲律賓樂隊，一塊錢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廳使用白俄樂隊，一塊錢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廳的樂隊是中國人擺弄的，花一塊錢跳個整晚上都沒問題。
高檔舞廳的樂隊好，舞女漂亮，但紅舞女的架勢也不小。她們擅長的是“摸衣領、貼臉蛋、搔手心”，纖纖玉指搭上客人的肩頭，一摸襯衫領子就知道是窮鬼還是闊佬，那態度立馬就不一樣。蔡智誠懂得這裏麵的名堂，他早就從“聯勤總醫院”的門口淘來了全套的行頭。當時，虹口頭壩浪（今吳淞路）的潮州幫販子專門做電影演員的典當生意。他們的貨箱裏從各類新舊洋裝到真假“派克”鋼筆、“浪生”打火機，應有盡有，隻要花上個三四十塊錢，打扮成“小開”的模樣絕對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