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廳裏時興“標準舞”，也就是現在的探戈、狐步之類，而最時髦的舞步叫做“強丁巴”，幾個男男女女對頭對腦地抽肩膀。這些舞姿其實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誠卻滿不在乎，他上竄下蹦地滿場飛，拎著威士忌和舞女瘋鬧，不喝個爛醉不罷休，折騰夠了之後再出去狂吐。低頭一看，胸前的傷口又掙裂了，鮮血浸紅了衣衫。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10月份。有一天，老戰友羅華到上海來向蔡智誠告別——他失去了一隻胳膊，終於可以退伍還鄉了。老蔡請老羅吃西餐、喝洋酒，又帶他去舞廳裏娛樂，但這土包子卻一點兒也不開心。
夜裏，兩個老戰友漫步在燈紅酒綠的街道上。羅華突然停住腳，十分嚴肅地對蔡智誠說：“喂！你這樣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過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薩，我也不想進海國英的天堂，與其被別人殺死在戰場上，還不如死在這東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間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後，蔡智誠依然記得田花園村的那個長工，依然能夠想起帝丘店的那個淒慘的清晨。
“老蔡啊，那天晚上，他們朝你扔炸藥包的時候，我在旁邊看見了的……”沉默了許久，羅華才又接著說道：
剛開始，我不知道那工事後頭的人是你，等看見你甩出來的大水壺，再開槍已經來不及了。他們後來就發現了我，炸毀了地堡，然後又炸掉了周圍的房子。我看見他們在街麵上殺來殺去，看見海國英被他們追著打，可我卻被壓在沙袋底下一點也動不了。當時，我以為你已經死了，還以為自己也要死了。但是當我醒來的時候看到你居然坐在我的身旁，看見太陽正從你的背後升起來，我真的覺得你是菩薩派來的人……
我以前拜佛求神的時候總是祈願發財啊享福啊什麼的，但直到那天早晨我才突然明白，菩薩拿走了我的一隻手，就是讓我不用再去打仗了。他讓我能夠活下來，讓我從今以後可以安安穩穩地過日子。這是菩薩給我的恩惠，是比升官發財更大的好處。
“老蔡啊，你是有學問的人，你不相信菩薩。但菩薩的道理其實對誰都是一樣的。菩薩讓你活，你就應該好好地活下去，經過戰場的人每活一天都是上蒼賞賜的。你不要辜負了老天的好意，不要再去糟蹋別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
顯然，羅華看不慣蔡智誠的醉生夢死。他的理論很簡單，但這淺顯的話語卻給蔡智誠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一直以來，蔡大學生都是以“軍隊中的士大夫”而自居的，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要遠高於羅華之類的同僚。對於近些日子的所作所為，他覺得自己的“荒唐”無非是在發泄內心的鬱悶，這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魏晉才子的風流，甚至還帶有幾分高雅脫俗的情趣。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羅華這個船工出身的、粗陋的下屬恰恰就站在“道德”的角度批評了他。
“不要糟蹋別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蔡智誠當然知道自己在舞廳裏的放縱表現是一種自虐，但他卻忘記了這樣的自殘其實是建立在欺辱比自己更為弱小的女性的基礎之上的。羅華沒有多少文化，更沒有經過係統的修養訓練，但他卻基於最樸實、最人性的立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蔡士大夫”道德上的漏洞，這讓傘兵少校覺得無地自容。蔡智誠這才意識到，經過了戰場的血雨腥風，經過了幾年來的近朱近墨，他已經從一個“立誌建設新式軍隊”的理想主義者淪落成為了舊軍隊中的兵痞。他的軍銜和職務並不意味著對社會的貢獻，他的傷口和勳章對於平民百姓和那些舞女而言，絲毫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成分。
於是，從這一天起，蔡智誠就再也沒有踏入過風月場合。
在醫院裏，他給家鄉的妻子寫了一封46頁的長信。在這封厚厚的家書中，蔡少校講述了自己幾年來的戰場經曆和心路曆程。他覺得對自己而言，終老天年已經成為難以奢求的夢想，等待他的命運恐怕隻能是橫屍荒野。因此，他建議妻子應該認真地考慮今後的生活，並且無論她做出什麼樣的決定，自己都會表示理解和支持……
送走羅華之後，蔡智誠的行為安定了許多。但是，他個人的生活安靜了，社會環境卻開始變得日益不安。
10月中旬，經警大隊在上海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查到了一家非法囤積物資的大倉庫。報紙上立刻披露說那倉庫屬於孔令侃的揚子建業公司。這下子社會上可就熱鬧了，大家都在等著看蔣經國將如何處理他的表哥。過了幾天，報上同時刊登出兩則消息，一是東北錦州失守，二是孔令侃坐飛機去了香港。結果，“金圓券”與“袁大頭”的比價當天就從二比一變成了二十比一，銀行的門口也立刻排起了擠兌的長龍。
11月初，蔣經國發表《告別上海父老兄弟姐妹書》。廣播電台的餘音未了，金圓券與銀圓的比價已經變為了四十五比一，大米從每袋二十一元猛升至兩千元，暴漲一百倍，各種商品價格也全麵大幅上揚，經濟崩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到這個時候，一元五元的鈔票已經變成了輔幣，市麵上全是些一百元麵值的金圓券。而國軍各精銳部隊就連“百元大鈔”也拒絕使用了，蔡智誠的軍餉基本上都以銀圓作為結算單位——不過，也有一次比較例外。1948年的11月份，他從杜聿明的辦事處那裏領到的津貼居然是黃金。
當時，杜聿明的公館設在上海的愚園路，那是一棟磚混結構的三層小樓，西洋式樣，南側有個大花園。杜長官一般都不在家裏，樓上住著杜夫人曹秀清，樓下就是張幹樵等一幫親信幕僚辦公的地方。蔡智誠因為是張幹樵的聯絡官的緣故，所以時不時地也要去那個地方點個卯。
第一次進杜公館是1948年的中秋節（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團圓飯。正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的時候，電報員忽然送進來一張條子。馮石如（此人被俘的時候是“徐州剿總”辦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時的職責類似於杜府的管家）打開一看，是王耀武發來的——“解放軍主力開始圍攻濟南，東側茂嶺山陣地正在激烈爭奪之中……”——飯桌上的人立刻就沒了食欲。
過了幾天再去愚園路，一進門就看見馮石如拿著張電報在那裏發抖。打聽之後才知道又是王耀武發來的消息：“吳化文部叛變，機場失守，74軍無法降落。現商埠已失，普利門、大水溝仍在激戰中……”大家都說王佐民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張幹樵從廣東探親回到上海之後，蔡智誠去杜公館的次數也就更加頻繁。高級幕僚們商討軍機的時候，他時不時地也能夠旁聽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