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夜間，中聯公司的兩千噸級“太平”號客輪與建新公司的兩千噸級“建元”號貨輪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後沉沒，除41人獲救外，其餘近千人遇難。蔡智誠雖然在事發的第二天就聽說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但直到2月中旬才知道俞季虞也在那條太平輪上。
俞季虞死了，“高雄計劃”就此泡湯，而穀正綱也恰好在這個時候跑到奉化陪蔣介石去了。當聯絡員的與“上線”失去了聯係，蔡智誠前途頓時一片迷茫。
蔡智誠當時的職務類似於上海市社會局的“特派專員”，但社會局的名冊上並沒有這個官銜。他在中紡公司既沒有部下也沒有辦公室，公司裏每個月發給他四百塊大洋的“車馬費”，說穿了就是私底下的賄賂，拜托他不要無事生非，少給大家添麻煩——這樣的差事臨時幹一幹還算不錯，但長期做下去就不行了。且不論人家中紡公司願不願意，就是這上海的局麵還能夠維持多久都很難說，所以蔡智誠隻好另尋出路，又開始琢磨著是不是溜回貴州去算了。
不過，陳麗君的日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實。她每天去育嬰堂轉兩圈，表示過愛心之後就拎著個布袋子滿世界采購大米。當時上海市場的稻米分為好多類，有常熟的糙米、太倉的白米和泰國的暹羅米。其中泰國米是用機器烘焙過的，比較幹燥耐儲存，所以陳麗君就專門搜集這種進口物資，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鋪底下盡是糧食，再過幾年也吃不完。
當時，市麵上物價飛漲，金圓券貶值得很厲害。100斤上等白米在1948年“8·19”（金圓券發行日）時的價格是15塊錢，1949年1月漲到150，2月漲到1500，3月漲到12000（到上海解放時的5月底漲成1.7億）；40碼一匹的“龍頭細布”（紡織企業用它發工資，是比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價格為30塊錢，1949年1月漲到320，2月漲到2000，3月份15000（到解放時漲成1.2億）……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較愛逛交易所的，但這時候的黃金隻漲不跌，無從下手；股票隻跌不漲，毫無指望；期貨市場空空如也，隻好關張，於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裏瘋狂采購，拚命囤積物資。
市麵上的任何東西都搶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糧食的、囤藥品的、囤棉紗的，也有囤白報紙的。“寶康裏”的二房東專門收購鋼材，鐵絲也要、鐵釘也要，到後來連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鐵皮上。更多的人則是見東西就收，火柴要收、紐扣要收，油鹽醬醋更要收，甚至連冥器店裏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板賣棺材的時候都要先去顧客的家裏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沒有。
金圓券崩潰的根源當然是貨幣發行過濫、經濟體製垮台，但按照蔡智誠的觀點，這種狀況的出現也與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有著很大的關係。一方麵，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丟失了大片的領土，東北、華北和華中的工業基地和農村稅源全部落入了共產黨的手中，財政收入急劇減少；而與此同時，北方的難民大量湧進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國範圍”發行的金圓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縮的國統區，此消彼長，政府調節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麵，戰場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間的內訌和爭權奪利更使得民眾喪失了信心，國民對政府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貨幣也就失去了儲蓄的功能。於是，任何人都不願意讓鈔票“砸”在自己手裏，所有的金圓券全部上市流通，這就給原本就瀕臨破產的經濟環境造成了致命打擊。
在蔡智誠的印象中，1949年的這場金融災難是從2月份開始進入高潮的。那時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國民黨財團不支持桂係、共產黨方麵也不給李宗仁麵子，新一屆政府又沒有表現出政治和軍事上的過人之處，經濟崩潰也就成了理所當然。但1949年的這場災難和1944年、19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戰後期的市場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物資匱乏，那時候用法幣買不到的東西，用銀圓同樣也買不到；而1949年初的社會物資總量卻並不算很少，隻是都被囤積了起來，老百姓寧願以貨易貨也不相信鈔票。市場上的價格暴漲也僅僅是針對金圓券而言，如果用銀圓購買大米或者布匹，比起1948年不但沒有漲價反而還降價了。
那時候，商鋪和飯館既想囤積貨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對顧客十分挑剔。倘若抱著金圓券進館子，老板隻肯賣一碗飯，如果把袁大頭拍在桌麵上，雞鴨魚肉立刻就端了上來。最倒黴的是那些放高利貸的，缺德人遇上了更缺德的社會，兩下子就被整破產了，真是惡有惡報。
蔡智誠的薪水是現大洋，市麵風波對他的影響不大。但事實上，能夠像他這樣“瀟灑”的人物畢竟是少數，有更多的百姓在這場金融災難中飽受痛苦。普通市民除了以貨易貨之外就難以維持生計，大批的學生、教師和基層工薪人員淪為饑民。最不幸的還是那些從外鄉來的逃亡者，顛沛流離，無依無靠，腰包裏揣著的全都是廢紙，那才真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1949年3月，南京李宗仁政府終於派出了“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解放後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團員黃紹（後任全國人大常委）、劭力子（後任全國人大常委）、章士釗（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李蒸（後任全國政協常委）、劉斐（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其中，張治中和劭力子是“主和派”，黃紹和劉斐屬於桂係，章士釗和李蒸是社會賢達，連一個能夠代表蔣係和粵係的人物都沒有——所以別說是談不出結果，即便能夠簽訂個什麼協議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很難得到執行。
當時，李宗仁已經表示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八項主張”。因此，所謂的談判不過是把“無條件投降”改為“有條件投降”。桂係政客期盼的無非是兩條，一是把“懲治戰犯”的力度降一降，二是國民黨交出政權，但解放軍不要過江。共產黨顯然不答應第二條，談判還沒開始，新華社就表明了態度：堅決粉碎國民黨的“和平攻勢”，並且說解放軍打過長江輕而易舉，奪取全國勝利的步伐不可阻攔。共產黨不但政治要過江，軍事也要過江，國民黨不僅要交出政權還必須放下武器，可選擇的出路隻有兩條，不是北平就是天津……
那時候，上海的廣播公司多如牛毛，一兩百個頻道的信號互相幹擾，收音機裏各種聲音亂七八糟，不動旋鈕就能竄出四五個台來。幾乎所有的電台都有“時政評論”，有的說：“完蛋完蛋，沒救了。”有的說：“不怕不怕，我們有無敵的空軍、我們有忠誠的海軍。”……說著說著，海軍最大的“重慶”號軍艦就起義了。電台裏隻好又說：“不急不急，陸軍還有江陰要塞，海軍還有第二艦隊，當年八百壯士能在四行倉庫堅持那麼久，現在守住長江更沒有問題。”
但蔡智誠知道長江是守不住的，這不僅是因為國民黨的兵力不足，也是因為高層長官根本就沒有守江的決心。
從曆史上看，長江最重要的防禦地帶應該在南京上遊至九江河段。這個地域一旦被突破，不僅安徽江西立告失守、江浙腹背受到包抄、湖南廣東麵臨威脅，而且整個華南也被切成了無法顧及的兩半。反之，如果守住了這一段，防守方可以保持較厚的戰略縱深，攻擊方在東西兩端會受到較大的製約，戰局就還有可期盼的餘地。但現在，白崇禧把主力收縮到湖南廣西，隻求保住桂係大本營；湯恩伯把兵力集中在南京下遊，僅圖維護上海一隅；而廣東方麵則希望把海南島變成台灣第二，寧願去香港也不願守長江……結果漫長的“江防要地”隻留下幾支雜牌弱旅在裝腔作勢，解放軍豈有不“輕而易舉打過長江”之理？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的百萬雄師也正是從江陰至九江段突破了長江天險。
1949年3月，“北平和談”拉開了序幕，但雙方心裏都明白這隻不過是個幌子而已。共產黨那邊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國民黨這邊喊“積極備戰，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大家其實都知道“長江防線”形同虛設，那道“天險”根本靠不住，於是就開始做下一步的安排。
3月中旬，穀正綱從奉化回到上海，他已經得知俞季虞遇難身亡的消息，於是就建議蔡智誠離開上海到福建去。
穀正綱的這個提議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