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陣熱情的寒暄，兩位中年漢子微笑著出現在大家麵前，前麵的一個三十左右，後麵一個五十出頭。經自我介紹之後才知道，比較年輕的那位名叫穀牧，是新海連地區特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而年長一些的則是特委副書記、特區專員李雲鶴。
這兩個人的突然出現讓國大代表們很是吃了一驚——經過多年的宦海生涯，人們早就習慣了地方要員的頤指氣使和奢侈排場。並且也知道，正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國的共產黨人實在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擺出獲勝者的威風，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已經做好了“忍辱負重”的思想準備。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的書記和專員卻顯得十分簡樸平和，不僅身後沒有警衛跟班，而且都穿著與普通士兵相同的粗布軍服，風塵仆仆，麵帶倦容。如果不是言談舉止中透露出的那一種與眾不同的自信和從容，真還看不出他倆就是當地的“父母官”，是這數千平方公裏土地上的最高官員。
乍然相見，天後宮配殿裏的人們略有幾分緊張。張誌韓先生首先對解放區軍民的寬容接待表示了感謝，然後又介紹了身邊的國大代表以及家眷，並且著重強調：“我們都是文人出身的參政議員，並非是挑撥內戰的軍閥。”
穀牧書記笑著回答：“很好很好，我們也是文人出身，我們也沒有挑起內戰。”
雙方開懷大笑，現場的氣氛頓時輕鬆了下來。
隨後，雙方的談話就變得十分融洽。共產黨的書記和專員向大家介紹了解放區的政策，國大代表也就關心的事項提出了各自的問題。
穀牧說，新海連地區解放後，人民政府沒收了以聚安公司（劉峙的企業）為代表的反動官僚資本，但對其他合法的私營產業還是積極保護的。對於這樣的說法，張誌韓表示了懷疑：“我們在街上看過，三分之二的店鋪都關門了，那是怎麼回事？”
李雲鶴專員解釋說：“新浦區有上百家私營企業，由於物資匱乏，也由於群眾對人民幣還沒有建立起足夠的信心，所以在部分行業中還存在著囤積商品、哄抬物價的情況。為此，政府開辦了物資交易所，事先約定物價和手續費的標準，並要求大宗的買賣必須在規定的地點公開進行，於是許多從事批發業務的商號就隻好關門、轉到交易所去做生意了。這樣的辦法雖然使市麵顯得冷清了一些，但正常的商業活動卻並沒有停止。”
“這是特殊形勢下穩定市場的特殊辦法，今後還會做相應的調整”，穀牧書記補充說，“你們也可以到交易所去看一看，希望能提出更好的建議”。
“共產黨政府準備拿我們這些人怎麼辦？”有國大代表提問。
“那要看你們自己的態度”，穀牧回答，“人民政府的方針是：革命自願，絕不強求，加強教育，廣交朋友，是去是留，給予自由。不過我倒希望你們先到各處去看一看，了解情況之後再做決定”。
“你們對舊政府的工作人員是如何處置的？”
“願意回家的悉聽尊便，願意留下的全包下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一講團結二講改造，哪怕是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也決不拋棄決不歧視。”書記和專員的答複非常明確。
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一位小夥子探頭進來問：“剛才被氣哭的是哪位女士？我們司令員要向您道歉。”
司令員？陳麗君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沒過多久又回來了，依舊是一臉迷茫的神情：“哎呀，剛才罵我的那個人不是牢頭呀，他是新海市的警備司令。”
“哎喲，是司令喲，他都跟你說了些什麼？”一群老婆們關心地問。
“他說對不起，還說了什麼……沒有聽懂。”
“我們司令員已經在黨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剛才又當麵向這位女士賠禮道歉了”，送陳麗君回來的小夥子在旁邊進行了說明。
“他的道歉我明白了。可他先前為什麼要生氣，難道是我做錯了什麼嗎？”蛋蛋女士依然滿腹疑惑。
“嗯……你們這些上海女士……塗口紅，戴耳環，衣服露胳膊露腿，而且還灑香水，塗雪花膏”，那小夥子挺尷尬地解釋說，“我們司令員看不慣，說那些是哇嗚呱唧的鬼東西，鼻子裏噴香心裏頭甕臭，搞得人很頭疼……”配殿裏頓時哄堂大笑起來。
大家都笑了，但穀牧的臉上卻沒有露出笑容。“我們過去的工作重點在農村，但從現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起，工作中心就要從農村轉向城市。我們的黨和軍隊必須學會管理城市、學會團結工人階級，也必須學會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但我們的一些同誌，甚至包括這位司令員同誌卻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就害怕麻煩，不樂於團結其他階層的人士。這是一種不了解當前形勢任務的狹隘思想，是一種束手束腳的工作作風，是必須加以克服和改進的……”
見書記說得如此嚴肅，在場的各位反而不好意思起來，紛紛勸解道：“其實司令已經很好，很給麵子了。他幫我們掃地、燒開水、準備飯食，做了不少下人才做的事情，先前我們還以為他是個招待員呢，真是失敬失禮。”
“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一貫宗旨，做招待員也沒有什麼失敬的。我們這些專員、司令員、警衛員、通訊員、勤務員都是人民的服務員。革命工作隻有盡責與不盡責之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別……”
那天晚上，天後宮裏的許多人都沒有睡好，蔡智誠也是如此。這時的他已經知道穀牧書記和李雲鶴專員就住在自己的隔壁，也知道眼前這座破敗的大廟其實不是羈押犯人的獄所，而是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官邸”。
這場景使他想起了徐州的“花園飯店”。那也是一座官邸，但在那裏麵來來往往的國民黨官吏卻和眼前的共產黨人有著天壤之別，無論是奢侈的吳化文還是節儉的王耀武，無論是傲慢的邱清泉還是內斂的高吉人，官員們的嘴裏除了“總裁”就是“黨國”，從來就沒有人提及過“為人民服務”的概念。
聽穀牧書記說，共產黨的幹部是人民的服務員。那“服務員”的稱號與自己這個國民黨考試院核準的“六級薦任公務員”相比，實在很有意思——公務員的資格來自於公權，倚仗的是權力，所以會有等級之分；而服務員的資格則來自於理想，倚仗的是信念，這樣的理念原本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所以沒有等級之別。公務員效忠領袖、對政府負責，由法律賦予其力量，這樣的力量是受製約、有限度的；而服務員效忠人民、對社會負責，在服務人民的同時從人民中間獲取力量，這樣的力量是源源不絕、不可抗拒的，也隻有這樣的力量才有可能成為改變曆史的真正動力。
隻是，要靠什麼樣的政治機製才能保證“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有效運轉呢？蔡智誠覺得很好奇。於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其他人一起趕到新海連建國幹部學校，參加了在那裏舉辦的“新民主主義講座”。
講座由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主持，講授的內容主要有國際國內形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共同綱領”等等。蔡智誠很認真地做了筆記，國大代表們也聽得十分專心。新海連特區社會部長蘇羽（後任遼寧省委書記、安徽省委書記）在講解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時候說到“小資產階級不能擔任領導，知識分子也要改造自己，向工農學習”。一貫自視甚高的張誌韓先生頓時很不服氣，當即要求上台發言……從這以後，原本是“一言堂”的政治講座就變成了他們兩個人的哲學辯論會。
陳麗君沒有旁聽“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大辯論”，她跑去參加義務勞動了。
當時，剛解放不久的新海連地區百廢待興，其中最亟待恢複的就是電廠和鐵路。新浦鎮早在1925年就通了鐵路，但從1946年以後，隴海路東段受到國共雙方軍隊的反複破壞，被弄得支離破碎，幾乎蕩然無存，整個新海連也因此變成了陸路交通的“孤島”。解放以後，共產黨號召修複鐵路、發展經濟、支援革命戰爭，解放區的軍民立刻積極響應起來。由於工程浩大、缺錢少物，困難很多，新海連的群眾就主動捐獻工具、器材和木料，並自帶家什參加義務勞動。一時間，建設工地上人聲鼎沸，歌聲嘹亮，修路大軍揮鋤揚鎬，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其浩大的聲勢使國大家眷們也受到了感染，情不自禁地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