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蛋女士一大早就去了工地，到傍晚時候才收工回來。她沒有穿旗袍，原本日常必備的耳環項鏈和口紅香水雪花膏也全都沒有了蹤影。忙碌了一天，女人的臉上卻絲毫不顯得疲倦，滿嘴裏唱著：“咱們工人有力量，嘿！咱們工人有力量……”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眼神中煥發出喜悅興奮的光芒。
“今天去抬鐵軌了？”蔡智誠好奇地問。
“沒有，我當了宣傳員！”
原來，蛋蛋先是在工地上砸了個把小時的石子。這任務對她而言顯然是過於艱巨了，於是很快，她就找到了另一項工作——幫宣傳隊寫標語。
陳麗君是穀正楷的女弟子，也就是說，為慈禧太後題寫“頤和園”匾額的嚴寅亮就是她的師爺，因此她的楷書水平至少在修路工地上是首屈一指的。“陳書法家”自出生以來就沒有正兒八經地參加過社會工作，也從沒有機會展現過自己的才能。這下可好了，眼瞧著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耳聽著激揚豪邁的口號歌聲，她運筆如飛，在紙上寫完了在布上寫，在布上寫完了在牆上寫，革命熱情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內心裏充滿了為人民服務的成就感。
“告訴你，連穀書記都表揚我的字好呢（穀牧的字寫得也很不錯），行署的人還邀請我參加革命宣傳隊。”
“哈哈。”
“參加宣傳隊就算參加革命了，今後我來養活你。”
“哈哈哈。”
……
晚飯後，新海連特區工商部的許國祥部長來到天後宮，跟大家一起核對存放在“中字102號”上的私人財物，並商量相應的處理辦法。
船上的貨物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從古董到藥品什麼都有。屬於蔡智誠的東西主要是120匹細布和180捆棉紗，這是他在中紡公司當特派員時搜刮到的不義之財。這類東西當然無法再轉運到別處，唯一的方法是就地變賣，把體積龐大的棉布換成別的東西。
許部長提供了當地交易所的物價表。從行情上看，一匹細布在新浦相當於300斤小麥、一捆棉紗價值180斤麥子。蔡智誠可以選擇把手裏的布匹換成人民幣，也可以兌換成糧食、油料或者其他貨物，在交易所裏做買賣。
“我的天，好幾萬斤小麥，這可怎麼辦？”當初在上海灘搜刮這些物資的時候，蔡智誠曾經打算把它們換成美鈔或者黃金，可沒曾想，搞到最後居然會變成了一大堆糧食。
“修路工地上的人，吃的都是黑豆窩頭呢”，妻子在旁邊幽幽地說。
“你的意思是……把這些糧食都捐獻給他們？”
陳麗君認真地點點頭。蔡智誠不禁樂了：“這共產黨還真是厲害，才一天的工夫就培養出了一個公而忘私的積極分子。”
自從在工地上寫了幾幅標語，蛋蛋女士的工作熱情空前高漲。她從行署的那幫小青年那裏借來一本《宣傳員手冊》，趴在油燈下認真揣摩著其中振奮人心的口號，好像真的很希望把這項革命事業進行下去似的。
隻可惜，盡管陳麗君願意留下來繼續革命，但革命隊伍卻對她另有安排。
4月18日上午，新海連特區的領導再次會見國大代表及家眷。穀牧書記這一次沒有再講“願去願留”的方針，而是直截了當地表示，人民政府將在近期內安排大家返回國統區——這突如其來的決定讓在場的人們都感覺十分意外。
事情是這樣的：1949年的4月中旬，正是國共和談即將水落石出的關鍵時刻。4月16日，國民黨代表黃紹和顧問屈武攜帶著草擬完成的《國內和平協定》由北平飛往南京，國民政府簽約的最後期限是4月20日。而就在這時候，七位國大代表卻因為坐上了傘兵起義的輪船，被稀裏糊塗地弄到了解放區。這極有可能讓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出莫須有的借口，從而給談判的結局帶來不必要的負麵影響。
其實，國共雙方早已對談判破裂的結果有所準備，並且都做了下一步的打算。當時，國民黨方麵參加和談的主要是同意“無條件投降”的張治中派以及主張“有條件投降”的李宗仁派。而在沒有參加談判的派別中，蔣介石和閻錫山等死硬派的態度是既不投降也不合作，可何應欽派則表示願意建立聯合政府，主張“有條件的合作”。這樣的立場雖然與共產黨的要求還相距甚遠，但畢竟可以作為分化瓦解的重要目標。因此，何應欽也就成了當時統戰工作的主要對象。
被傘兵帶到新海連的這些個國大代表都屬於何係的人物。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與其讓他們留在解放區接受革命教育，倒不如送回國統區發揮統戰作用更有意義一些。於是，從4月18日這天起，蔡智誠們的身份就從“和平起義的參加者”變成了“訪問解放區的客人”。當天，他們出席了傘兵起義的祝捷大會，觀禮了傘3團發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致敬電（毛澤東主席很快回複了賀電），並且還觀看了由地區文工團表演的歌劇《白毛女》。
對陳麗君來講，《白毛女》的劇情顯然比傘兵起義的意義重大得多。她在看戲的時候就哭了個稀哩嘩啦，回到住所之後又拽著幾位立法院的國大代表討說法。
“你說你說，那喜兒有多可憐呀，你們為什麼要幫著黃世仁？”
“由法理而論，欠債還錢……”，張誌韓被這喜兒的粉絲糾纏得無可奈何：“當然，若以民情而言，地租是過重了些……這個這個，值得檢討……”
“檢討檢討，誰耐煩你們檢討。反正黃世仁禍害了喜兒，大春就要來報仇！”蛋蛋女士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儼然成了勞苦大眾的代表。
蔡智誠當然也很同情楊白勞一家，但他卻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傘兵的事情上。
在傘3團祝捷大會的會場，蔡智誠聽見團部連的兩位軍官在談話。一個說：“在船上的時候，我以為你肯定是個共產黨呢，原來不是的呀。”另一個回答：“哈哈，當時我還以為你才是共產黨呢。”……事實上，參加中字102號起義的中共地下黨員總共還不到十個人，所謂“船上有五百名共產黨”的消息完全是虛張聲勢的說法。
從技術上講，傘3團起義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三點：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陸艦的構造，把絕大多數官兵封鎖在了船艙裏；二是事先調走思想比較頑固的監察人員，從而順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艦橋的控製權；三是布設疑陣、虛張聲勢，摧毀了其他人的意誌。當傘兵團長劉農、軍械所長陳家懋和中校團附李貴田等高級軍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並且宣稱船上還隱蔽著大量共產黨員的時候，各級部下立刻在震驚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從而無法再采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在祝捷大會上，劉農把自己的成功經驗講得頭頭是道，但蔡智誠卻不以為然。他覺得有些事情僅僅靠劉農的團長職權是難以辦到的，比如把傘兵軍械所和傘3團安排在同一條船上，比如把政工人員調離部隊……這些舉措如果沒得到傘兵司令部的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這位督察官出身的前國軍中校的心裏總是懷疑事情的背後還另有文章。
——蔡智誠當時的懷疑其實不無道理。
中共地下組織策反國民黨傘兵的計劃是從1949年初開始實施的。當時，陳家懋的主要策反對象是傘兵司令張緒滋（陳與張是同鄉，並且還當過他的副官），而地下黨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傘兵第2團。所以當傘兵部隊由上海轉運福建的時候，起初的計劃是讓1、3團先走，把2團和軍械所留在最後。可問題是傘2團團長趙位靖的思想十分頑固，並且對部隊的控製又非常嚴，地下黨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運作機會。而就在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傘3團團長劉農卻通過在“中法高級職校”工作的弟弟劉振武與共產黨方麵取得了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