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12月2日，美國總統門羅在致國會谘文中闡述美國對外政策原則的宣言中宣布：任何歐洲強國都不得幹涉南、北美洲的事務，否則就是對美國不友好的表現，並提出“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閻錫山長期盤踞山西，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把山西搞成國中之國。在許多外國人眼裏，閻錫山以山西門羅主義而著稱。而山西門羅主義，自然也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任何外地勢力都不得幹涉山西的事務”。
山西門羅主義，此時已是空想——半年多來，可謂雲飛浪卷，寇深禍亟，閻錫山處在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日本人的步步進逼，亡國滅種的危險即在眼前；二是紅軍東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猛烈地震撼著他在山西的統治；三是他與蔣介石的矛盾激化，隨時有被蔣吃掉的危險。這三種危險擺在他的麵前，怎麼辦？向何處去？降日還是抗日？擁蔣還是反蔣？聯共還是反共？……他一時難以下定決心，隻好徘徊在諸種矛盾中間。他很清楚，在目前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錯綜複雜的鬥爭中，稍有不慎，他的山西老巢就會被人一腳踹掉，他的“土皇帝”的桂冠就得落地。如何在日本、蔣介石和共產黨這三種勢力中間求得生存，對於他來說，是至為重要的問題。
曾幾何時，閻錫山對日本人充滿了幻想。二十多年來，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他很希望像早年的張作霖那樣，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成就一番大業，但他又絕不願意像張作霖那樣落個被炸身亡的悲慘下場。
1908年，25歲的閻錫山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當時他已經在日本呆了4年。這是他一生之中頗為愉快的一段時光。他從高速發展的日本工業和蓬勃向上的日本國民身上，看到了這個島國強大的未來。於是，他利用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一年時間，和隊長岡村寧次、教官板垣征四郎、同學土肥原賢二等人建立了不薄的交情，尤其和土肥原賢二過從甚密。閻指望這些人日後在他需要的時候能給予他某種幫助。
1930年中原大戰失敗後，閻錫山把逃亡的落腳點定在大連，其目的就是在大連便於和日本人來往，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東山再起。他和老同學、老朋友土肥原賢二多次晤麵，訂了密約三條：
一、閻錫山讚助關東軍占領東北全部；
二、日本關東軍支持閻錫山將來擔任華北首腦；
三、日本關東軍將設法保護閻錫山返回山西，籌備一切。
1935年，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部分高級軍官開會，參加的有楊愛源、趙承綬、王靖國、朱綬光等人。朱綬光問：“日本人對咱們的態度究竟怎麼樣？”
閻錫山說：“日本人不會打咱們。隻要咱們有力量，它（指日本）還得依靠咱哩。你們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頓隊伍，隻要把隊伍整頓好，有了力量，咱就什麼也不怕了。”
閻錫山派代表去日本考察，板垣征四郎對他的代表說：隻要閻百川不抗日，我們就會給閻以幫助。幾年來，他一直信守這一“諾言”，在山西他的地盤上從來不許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生怕得罪日本人。在全國抗日風潮逐漸高漲的情況下，他仍同意日軍在太原、歸綏、大同等地，公開設立特務機關；並在天津設有秘密電台，與日軍聯係，其目的無非是換回山西的“安全”。
然而，日本人得寸進尺，貪婪異常。1935年以後，先是在華北搞“自治”運動，向華北節節進逼，已對山西形成包圍之勢。到了1936年5月，他們又唆使偽蒙軍在綏東頻頻挑起事端。在這種形勢下，如果與日本妥協，在廣大的國民麵前將蒙上“千夫所指”的漢奸罪名，不但他閻錫山自己會身敗名裂，而且他和他的家族的一切弄不好都得完蛋……
想到這裏，閻錫山的心緊縮起來。
他自1911年當上山西都督以來，與各種勢力不斷角逐，成為中華民國史上少見的“不倒翁”。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在大風大浪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學”體係，並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它。
他為人處事的信條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說“人類需要的隻是生存進化。”因此，他辦一切事情都以存在為標準，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從來不走極端，不搞一邊倒，在各種矛盾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這也是他時常被人稱為“九尾狐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