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嚴峻的局勢，他根據自己的理論，決定絕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懷抱，而且他還打算適當的時候，打出抗日的旗號，以求落一個“民族英雄”的美名。
但是，要想抗日，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找到同盟者。那段時間，他不斷召集趙戴文、賈景德、梁化之，以及綏署軍法處處長王懷明、山西省民政廳廳長邱仰溶、綏署參議李冠祥等人開會，研究對策。他說：“對於蔣介石，咱應該明白，他是想借共產黨之手或是自己動手消滅咱。但如果和他翻臉，因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咱必遭失敗。擁蔣又非咱所願，而對付日本人又需要國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咱雖然不滿意蔣介石，又不得不依靠他……在眼下，聯共倒是一條出路，但這樣，蔣介石肯定又製約咱，使咱不能公開地和共產黨采取大的聯合行動。怎麼辦？我想出了一個變通的方法：采用共產黨的某些進步措施和口號，任用一些進步人士為咱服務，有限度地允許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華北，點上一支（抗日的）小蠟燭……”
他又說：“我經過反複思考，權衡利害，決定選擇一條準備抗日又不公開與日本決裂，擁蔣又保持自己的獨立，準備聯共又不公開合作的道路。這樣做，就是在日、蔣、共三方之間維持一種力量的平衡，在這三方的夾縫中求生存。說穿了，我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個都不行啊……”
很顯然，他打的算盤是，這種政策既可利用一些進步人士把群眾組織起來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還可以避免讓蔣介石一口吃掉，而且隻要他答應抗日，共產黨也不會向他下手，可謂“萬全之策”。他把這叫做“自己為、當為、能為三者合一”之路。他甚至有些興奮地說：“現在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候，就看誰能製服誰了！”
1936年7月，閻錫山選拔1000多名青年學生，組織“暑期健身團”，進行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在開幕式上大講：“萬變之中有個不變的中心……變者其子，不變者其母……存在是永遠不變的，為了存在而采取的方法則是隨時可變的……”為他改變政策做輿論準備。
當中共中央意識到閻錫山從降日到抗日，從反共到聯共的轉化後，將此視為對山西進行統戰工作的良好機遇。毛澤東早就看好了山西，他認為山西日後一定會成為紅軍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也許會像當年的紅都瑞金一樣，成為紅軍發展壯大的又一個搖籃……
征得閻的同意，中共立即派彭雪楓去山西，在太原秘密組建紅軍駐太原辦事處，並設立了電台。彭雪楓到太原後，起初隻是和閻錫山的親信梁化之來往，並通過梁化之給閻傳遞信息。彭雪楓卓有成效的工作對閻錫山聯共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月初，毛澤東決定放回紅軍東征時俘虜的閻方團長郭登瀛。經過教育，郭登瀛對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深表讚同。毛澤東托郭登瀛向閻錫山轉交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
……郭團長及貴軍官兵一律優待，同屬國人，勝之不武，敝方絕無驕矜之心，武器彈藥，患得患失，諒先生及貴軍領袖亦當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團長返晉，麵致手書，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來，以便溝通兩方，成立諒解，對付共同之公敵。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還提到了被紅軍俘虜的吉縣縣長琚秀鹹。他寫道：吉縣縣長暫留此間，稍緩亦當令其返晉，國難日亟，諒三晉賢者決難坐視也。
據說閻錫山看了這封信，沉默不語。許久，他才對內心極為忐忑不安的郭登瀛說，你先歇著吧，讓次隴（趙戴文）在省府給你找個差事幹，如果需要，我再派你去見毛潤之……
這段時間裏，正處在十字路口上的閻錫山還同東北軍領袖張學良來往密切。蔣介石對日堅持“不抵抗政策”，聽任華北“特殊化”；而日軍的戰略企圖，顯然是要占據晉、綏等地，如此下去，很可能會促使他成為第二個張學良。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結局！1930年中原大戰的時候，晉軍占領了濟南，閻、馮聯軍已經到了成功的邊緣，就在這時，戰役之初保持中立的張學良突然宣布擁護“中央”，親率大軍入關，致使閻、馮大敗，閻錫山和張學良為此結下了宿怨。如今，國際國內政治局勢劇變，出於需要，他們可以說差不多盡釋前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