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身邊主管情報、新聞工作的李金洲奉張學良的命令，以張學良私人代表的身份來到太原，探討閻錫山對一致抗日的看法。李金洲先拜訪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趙戴文說：“閻主任認為，剿匪是必要的，但眼下並非上策。因為內戰損失了國力，將來對外難以抵抗日本軍隊。”
李金洲接著拜訪了閻錫山。後來，李金洲有如下記載：訪閻時“所談亦同”，閻並表示“有機會將與張氏聯合向委座進言”。
不久，李金洲與張學良的參謀長、閻錫山在日本士官學校時的同窗好友戢翼翹再次來到太原。李金洲在《親曆記》中稱：“與閻先生長談兩次，內容與前完全相同。”
大約在秋初時節，張學良親自駕機飛抵太原。閻錫山和張學良單獨極秘密地會晤了兩次，所談內容，除當事者外，別人無從知曉。估計可能是請閻錫山一同出麵，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40多年後，曾在抗戰時期擔任第二戰區炮兵司令的周玳回憶說：“他們最後一次談話，我在場。內容是張學良請閻錫山在側麵支持他。張學良臨走時，還是我送他到飛機場的。”
張學良離開太原後，閻錫山對綏署參謀長朱綬光和周玳說：“小六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閻在背後，一貫稱張為小六子）。中原戰敗後，我們元氣大傷，隻能見機行事了。”
周玳還回憶說，西北軍將領楊虎城也親自來過太原。但不巧，他患上了感冒，在山西大飯店多住了幾天，周玳常去探望他，所談也大都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話題。
一個多月後，楊虎城又派西安綏靖公署秘書蒲學政來太原探詢閻錫山的態度。閻錫山說：“虎城主張聯合抗日，我們讚成，不過具體做法，還須從長計議。”
不難看出，張學良和楊虎城是把閻錫山當作同路人和支持者來看待的。山西的抗日風潮逐漸形成了。按照閻錫山“三個雞蛋上跳舞”的大政方針，他要想法保持各個方麵的平衡。9月，日本提出要在太原設大使館辦事處，在綏遠設領事館，他不但沒有拒絕，而且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日益膨脹的侵略野心已無法使閻錫山保持平衡。10月下旬，田中隆吉指揮偽蒙軍相繼占領大廟子和百靈廟。日本特務遍布山西，他們繪製地圖，拍攝山西的防衛設施。日本關東軍的特種小分隊秘密策劃襲擊大同，在那裏炸毀了一個很大的物資供應基地。日軍拿下綏遠後將向山西進攻的流言蜚語到處流傳……
閻錫山憤怒了。他對前來采訪的南京中央社記者說：“你們看一看‘九·一八’後的東北四省和現在的察北。在這種情勢之下，若不想叫把自己的財產搶了，除了這一塊土地上的人，大家起來抵抗死守，還有什麼好法子。”
1936年12月18日，閻錫山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正式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他說：“抱著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踢破經常的範圍，加強自治。”
他還進一步解釋說：“什麼叫守土抗戰？以反侵反畏縮的意義，站在整個國家責任的立場上，純論是非，不顧成敗的抗敵行為，就叫守土抗戰。”他又說，“能守住就能存在，我們應當在守上努力。”他認為貧弱的中國沒有絕對打勝仗的把握，但打“死仗”卻“實在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我們應該拚命的守土抗戰……隻要這塊土地上有一個人，也該守土抗戰。”
日本不給他麵子，他仍然給日本人留了一點麵子——他隻說“守土”，不說抗日。這裏麵似乎也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空子：隻要你不來侵占我的地盤，我就不抗戰。
閻錫山在“守土抗戰”的口號下，提出要把自己軍隊擴充到10萬人，並建立一支3倍於軍隊的民兵組織，以及一支由1.5萬名學生組成的“軍官預備團”。這一決定吸引了大批華北各省及平津一帶的大中學生進入軍官學校參加政治和軍事訓練。一位來自北平的學生說：“華北的所有學生都把閻錫山看成一片黑暗大海中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