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的那天晚上，外麵正下著大雪。我們家人和警衛隊戰士不敢聲張，隻能強忍著悲痛，把父親的遺體悄悄地抬了出去，送到20裏外的山溝裏掩埋了。埋葬地的上麵還蓋了一個小土窯，可讓那些放羊、幹活的人，在遇到風風雨雨的時候，有個躲避的地方。
當時中共西北工委決定，為了不影響陝北根據地軍民的情緒，防止敵人乘機襲擊，對我父親去世的消息暫時保密，對外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我們家屬和隨行部隊也不著孝服，不戴黑紗。此後的西北軍委發布的布告和文件，仍簽署著父親的姓名職銜。直到1935年的5月上旬，紅軍遊擊隊解放了我們家鄉安定縣和延川縣永坪鎮後，才逐漸對外公布了我父親謝子長去世的消息。
父親去世的第二年，人民為了紀念他，把我們家鄉安定縣改名為“子長縣”。1939年，又在我們家鄉修建了謝子長紀念陵園，毛主席曾先後兩次為父親題詞，稱讚我父親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還親自為他撰寫了碑文。
更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陝北人民沒有忘記父親。至今，仍有一首紅色歌謠在當地人民中間廣泛流傳：“陝甘遊擊隊，老謝總指揮。打開安定城，犯人放出監……”
愛我疼我的兩位繼母媽媽
謝紹明的父親犧牲後不久，他就跟著繼母史秀芸，到了保安縣（今誌丹縣）陝北團特委機關，這是繼母工作的地方。1937年1月，他們又隨同長征到達陝北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來到了延安。
說起我的繼母，就不能不提到我父親人生中曲折離奇的婚姻與愛情。
20世紀初葉的中國，廣大鄉村還普遍沿襲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我的爺爺、奶奶和大伯幾次為正在西安省立中學讀書的父親提親，都被他好言拒絕了。父親向往著外麵的光明世界，向往著自由的愛情。
1918年，我父親二十歲了，家人為他的婚事著急，就在附近村裏為他說了一位人品好、模樣俊的南姓姑娘，沒征求他的同意，就擇定了婚期，隻等他寒假歸來成婚。
期末，父親接到家信，說要他一放寒假就回家來。父親以為是我奶奶臥病很想念兒子，考完試就匆匆趕回家了。沒想到，是父母替他訂了親，並要他趕快完婚。
父親聽了很是生氣，竭力想反抗這沒有愛情的婚姻，但看到生病的母親為此傷心落淚，親戚們也紛紛好言相勸，他隻得屈從，被親友們推入了洞房。
但父親內心難以就範，麵對新婚的陌生妻子，他慨歎包辦婚姻給自己、給千萬青年男女帶來心靈痛苦。新婚之夜，他竟一人在凳子上獨守了一晚。婚後他即離家而去，這一走就是幾年，以示他對家庭包辦婚姻的反抗。父親最終還是和這位南姓姑娘了結了這幕封建包辦婚姻的悲劇，但南姓姑娘並未怪罪父親，始終認定父親是個好人，在他們離婚後，她還為父親通風報信，躲避國民黨的緝捕。
但是我的父親一生中也曾得到過他向往的美好愛情，那是我的繼母尤祥齋媽媽後來才告訴我的。
尤媽媽是陝西米脂人，出生於大戶人家，父親在外做官。她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她和母親被趕出家門，寄居外祖父家。外祖父家是個破落官宦之家，封建禮教意識濃厚，女孩子想讀書很難。1924年，尤媽媽經過力爭才去了米脂女校讀書，受時風影響，積極投身反封建的進步學生運動。1926年，在女校創辦人王璧的介紹下，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陝北早期的女共產黨員之一。
入黨後，尤媽媽擔任了米脂婦女協進會的負責人，帶領婦女姐妹們同封建禮教抗爭，在米脂縣的名氣很大。不久，她接到了當時在安定縣革命武裝中任連長的父親的致信，受到很大鼓勵。他們就這樣在信中相識，此後一直通信往來長達七年。
1929年春，黨組織派十八歲的尤媽媽到安定縣創辦女校。那是她第一次離家遠行，我父親寫信鼓勵她別怕困難，並對如何展開工作做了具體指點。繼母到了安定後，由於那時父親正被敵人通緝，不便公開露麵，他一直托人捎信給尤媽媽，不斷對她的工作給予關心和幫助。
1930年冬天，父親又一次托人給尤媽媽帶去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他躲在山中的窯洞裏寫的，他在信中寫道“萬兩黃金易得，一位知己難遇”，表達了對尤媽媽的愛慕之情。
盡管尤媽媽對父親一直充滿了欽佩、感激之情，但她從參加反封建的進步活動後就抱定獨身的意念，不準備結婚，所以她避開了我父親的話題沒有作答。又過了三年，在好友們的一再勸說下，尤媽媽才決定答應我父親的追求。她把此事告訴了她自己的母親，母親對尤媽媽說：“女婿長的啥樣？總得讓我見見呀。”於是，也從未和我父親見過麵的尤媽媽趕快寫信給我父親，要他寄一張照片來。
父親後來曾跟尤媽媽開玩笑說：“為了照這張照片，我真是舍命陪君子啊！”因他當時在北平從事秘密活動，隨時有被抓捕的危險。為了照這張相，他請了兩位戰友隨身保護，一起去了一家照相館，照完了相馬上離開，洗印照片的事都是戰友幫他辦的。這張為了丈母娘相女婿的照片，後來就成了父親的標準肖像照。
1933年初夏，尤媽媽被組織派往察哈爾，擔任抗日救亡婦女聯合會的主任。我父親此時也正在那裏的抗日同盟軍中工作，他們倆人在張家口駐地才第一次見麵。周圍的同誌們聽說了他們的特別戀愛史後，都催促兩人盡快結婚。隨後，大家張羅著向當地老鄉借了一間房，借來一條棉被，借來一身較幹淨的衣服給父親換上，父親和尤媽媽就這樣結婚了。
婚後沒幾天，我父親就去了張北前線，直到10月才又回到北平，和尤媽媽在北平度過了短暫的三個多月。1933年11月，中共北方局指派父親為西北軍事特派員，負責領導西北地區黨的工作。就在那個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外麵的風雪很大，父親就要赴陝北了，尤媽媽特意煮了一碗湯圓給父親餞行。當時她已有孕在身，一想到丈夫即將遠行，忍不住哭了。父親愛撫地對她說：“祥齋，堅強點，等我回去打開了局麵，就來接你們。”他還為將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誰知這一別就成了永訣！父親走後不久，由於叛徒告密，擔任河北軍委機關地下交通的尤媽媽被捕入獄，孩子也流產了。直到1935年11月父親在陝北犧牲時，尤媽媽還被關在北平的監獄裏。
父親回到陝北後不久，就和尤媽媽斷了聯係，寫了好幾封信均未有回音，父親隻能遙望北方，寄托心中對妻子的思念。後來，父親才得知尤媽媽被捕入獄的消息，又過了一段，又傳來尤媽媽和戰友臥軌反抗犧牲的噩耗。父親起初無法相信，又幾次托人向在北平工作的同誌打問，可得到的都是尤媽媽在監獄犧牲的訛傳。父親不能不相信這個“現實”了，他的心裏感到非常難過。
後來，父親的一位親戚看到他孤單一人，生活上很需要人陪伴和照顧，就給他介紹了一位安定縣城的姑娘史秀芸，她成為我的第二位繼母。秀芸媽媽那時很年輕，思想進步，她對我父親的名字早有所聞，心生敬佩。1934年5月，他們在家鄉結了婚。婚後第三天，父親回部隊了，秀芸媽媽就在周圍幾個村子裏宣傳“擴紅”，自此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34年8月父親在河口戰役中負傷後，秀芸媽媽就帶著我來到了父親身邊，細心照料著他養傷，直到父親去世。
1938年夏天，尤媽媽出了北平監獄回到延安，聽到父親早已犧牲的消息，她悲痛不已，對我這個失去父親的孩子更多了幾分母親般的疼愛。後來，當她聽說黨組織要送我去蘇聯學習時，就忙著為我準備了行裝，我們還一起在延安寶塔山照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
秀芸媽媽後來也成為黨的一名優秀女幹部。我們一起到延安後，秀芸媽媽一度在陝甘寧邊區工作。我在安塞保小上學的時候，她經常把我接到她那兒度寒暑假，給了我許多細微的關懷和照顧，讓我享受了母愛。因為我的生母在我剛出生後就去世了，所以我對母愛的感受首先是從秀芸媽媽那裏得到的。
後來，秀芸媽媽離開了陝甘寧邊區，擔任了中共山東分局婦女部長。1940年，她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學習，這期間我也經常回秀芸媽媽那裏，她給我縫補衣服，改善夥食，用女性細膩的愛溫暖了我這孤兒的心。
1945年她出席黨的七大會議後，再度離開延安，去了東北，可她仍經常關心詢問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1948年9月，我去蘇聯留學前夕，在哈爾濱集合時，我和秀芸媽媽又見麵團聚了。然而我到蘇聯後不久，她卻於1949年在吉林不幸病逝了。
我的尤媽媽，在新中國成立後到了北京，我在蘇聯學習和東北工作時，經常給她寫信問候。後來，我調到北京工作，去探望她老人家更方便了，我們成了一對感情深厚的母子，直到2006年，尤媽媽在九十五歲高齡離世。
徐老創辦了小學班，我是最早的七個學生之一
謝紹明和繼母史秀芸到了延安。一過春節不久，他就去徐特立創辦的延安魯迅師範學校上學。徐老當時任中央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部長，兼延安魯迅師範學校的校長。
大約上了一兩個月課，延安魯師又開辦了一個幹部子女小學班，我就轉到了小學班，成為班上第一批學生。最初全班隻有7個孩子，大的十二三歲，小的六七歲，大多是陝北紅軍烈士的子女。
這個幹部子女小學班，是徐老親自倡議開辦的，它一直延續辦下來，成為延安保育小學和今天育才學校的前身。談起徐老創辦幹部子女的小學教育，還有這樣一段背景。
1937年的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延安後不久，即迎來徐特立先生六十誕辰。1月30日，黨中央特意為他舉辦了祝壽的歡慶會，毛澤東也特為徐老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祝賀信，信中寫道：
徐老同誌：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當革命失敗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有些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你卻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產黨，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從那時至今長期的艱苦鬥爭中，你比許多青年壯年黨員還要積極，還要不怕困難，還要虛心學習新的東西。什麼“老”，什麼“身體精神不行”，什麼“困難障礙”，在你麵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麵前呢？卻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時刻以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來隻有“半桶水”，卻偏要“淌得很”。你是心裏想的就是口裏說的與手裏做的，而在有些人他們心之某一角落，卻不免藏著一些醃醃臢臢的東西。你是任何時候都是同群眾在一塊的，而在有些人卻似乎以脫離群眾為快樂。你是處處表現自己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範，而在有些人卻似乎認為紀律隻是束縛人家的，自己並不包括在內。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卻是出風頭第一，休息第一，與自己第一。你總是揀難事做，從來也不躲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隻願意揀輕鬆事做，遇到擔當責任的關頭就躲避了。所有這些方麵我都是佩服你的，願意繼續地學習你的，也願意全黨同誌學習你。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寫這封信祝賀你，願你健康，願你長壽，願你成為一切革命黨人與全體人民的模範。
此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於延安
這封信，表達了毛澤東對自己老師的深厚感情，和發自內心的尊崇和敬佩，也反映了徐老高尚的人品和革命精神。
徐老是紅軍中有名的老革命、老英雄。他1877年生於湖南長沙，讀過6年私塾，在鄉裏教過10年蒙館。1905年入長沙城寧鄉速成中學，畢業後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後興辦私學（如梨江學校、長沙平民夜校等）。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1913年任長沙師範學校校長。也就是在這裏，他成為青年毛澤東的老師。1919年再到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回國後創辦長沙女子師範學校和湖南孤兒院。1927年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後，徐特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第二十軍第三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並創辦了列寧小學、列寧師範學校等。1934年他以五十多歲高齡參加了萬裏長征。
就在徐老六十大壽這一天，他心裏最為惦念的仍是教育，是孩子。當天，他提筆給黨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寫信倡議，在剛開辦的延安魯迅師範學校，再開辦一個幹部子女小學班。其實魯師初建已困難不少，再附設小學班，房子、口糧、老師都會遇到困難。但徐老富有教育家的遠見卓識，他看到，當時正值“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的主張。延安的大批抗日誌士奔赴前線，把幼小的子女留在了延安根據地，許多前方將士的後顧之憂和一些烈士子女的撫養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更何況，中國革命是長期艱辛的，解決革命後代的教育是一個長遠之計。
徐老的倡議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後經中央蘇維埃政府正式批準，延安魯師的幹部子弟小學班正式開辦了。它成了中國革命史上供給製、寄宿製幹部子女學校的雛形和開端。
第一批入班的學生，是由中央組織部統籌考慮的，主要照顧年齡大的烈士遺孤和有特殊困難的幹部子女。我就有幸成了第一批學員。我記得，小學班在徐老親自主持和指導下，上課還是比較正規的。開設了政治課、語文課、算術課等，政治課講抗日形勢，語文課教漢語拚音……校長徐老就和我們住在一個大院子裏，還經常為我們授課。我以前隻是在陝北遊擊區上過列寧小學，那時是流動的戰爭環境，今天在這兒，明天又轉移到別處了，無法正規上課。
徐老當時提出了一套“集體育兒，養教並舉”和“教育為革命戰爭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培養有文化，有覺悟，會生產，會生活，會打日本的人才”的教育方針。他所創辦的小學班，以及後來的公立供給製寄宿中小學，均以此為方針，實行一種“養教合一，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合一，教職員與父母合一”的新型的教育模式。
學習了幾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大舉進犯，抗日戰爭的烽火燃起，我就被派去參加抗日救國宣傳隊，在延川、延長縣這一帶的群眾中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綱領文件。
這期間，我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讓我趕赴延安，說周恩來副主席安排送我和劉誌丹的女兒、張國燾的兒子、高崗的兒子等幾個孩子去蘇聯學習。但當時我正在延長搞宣傳，一時趕不回來，他們幾個人就先出發了。但他們走到蘭州時，國民黨又把通道卡死了，他們隻得返回來。這樣，我們又可以一起回到學校念書了。
和毛主席的侄女侄子成了同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大批部隊官兵開赴抗日前線。這時，魯師附設的幹部子弟小學班的學生也逐漸增多，一些奔赴前線的幹部子女和烈士遺孤都在這裏寄宿學習。徐老和教師們精心安排和照料這些小學生的生活和學習。
1937年9月，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達成協議，中央蘇維埃改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1938年1月，“魯師”從延安遷到了關中地區，附設的幹部子女小學班留在了延安，1938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以小學班為基礎，組建了延安幹部子弟學校。學生由原先的十幾人，增加到了五十多人。校長由儲友仁擔任，吳燕生為教務主任。
1938年4月，因校舍、師資、設備的困難，邊區教育廳決定，將延安幹部子弟學校與延安完小合並，學生增加到百餘人，並更名為魯迅小學，設在延安老城隍廟內，李飄萍任校長。
1938年7月，邊區中學成立，由魯小讓出部分校舍給“邊中”當校舍，1938年8、9月間，日軍飛機多次轟炸侵擾延安，魯迅小學即與邊中合並，成為“邊中”小學部，並隨“邊中”撤離延安，轉移到安塞縣的吊兒溝和寺兒溝。
1938年春，由宋慶齡、周恩來、馮玉祥等愛國人士倡議發起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漢口成立，7月、10月，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會和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也相繼在延安成立。隨後，邊區政府又決定將“邊中”小學部並入保育院小學部。1939年2月，保育院小學部搬到安塞縣白家坪村單獨建校，改名為陝甘寧邊區保育院小學部，簡稱“保小”，吳燕生任校長，郭青任教務主任。
1938年初，毛澤東也把自己的侄女毛遠誌和侄子毛華初先後送進魯迅小學學習，我和他們成為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