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誌是毛澤民和王淑蘭的女兒，從小跟母親在湖南老家堅持革命活動，坐牢、打工，顛沛流離。1937年國共合作後，經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安排，她同表姐章淼洪於1938年3月底到了延安。當晚，伯父毛澤東在鳳凰山的窯洞裏和他們見了麵。當時遠誌提出要上抗大學習，但毛伯伯見她識字還不多，就說服她：“你要先補習文化，有了一定文化基礎，再去抗大學習。”於是，毛澤東給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寫了封信，請他送遠誌去魯迅小學讀書。這樣遠誌就到魯迅小學上學了。
毛華初是毛澤民和王淑蘭收養的烈士遺孤，1938年7月，他從韶山來到延安見到了伯伯毛澤東，他對伯伯說：“媽媽講這裏有書讀。”伯伯說：“這裏是有書讀，但敵人不讓我們平平安安地讀書。還要打仗，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隨時可能來轟炸延安，要躲飛機，要跑路。這裏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和窩窩頭。你都吃得消嗎？”華初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不怕苦，我討過米，跟媽媽坐過牢，又給地主放過牛，砍過柴，什麼苦都吃過。這些苦我吃得消！”毛澤東聽後高興而又風趣地說：“喲，原來你吃過苦，那就打收條留下來吧。”繼而，伯伯嚴肅地對毛華初說：“不過，你要記住，過去吃的是舊社會的苦，地主壓迫農民的苦，那是階級苦。從今天起，你就要為革命吃苦了，為解放勞苦大眾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艱難的苦差使，要經過艱苦奮鬥，才能取得勝利。你今後學習也好，將來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個革命隊伍的同誌，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後，是一種美德，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你要學會為革命而吃苦。”
華初剛到延安，伯父毛澤東就給他上了一堂生動而又深刻的政治教育課，他走進了魯迅小學，同妹妹遠誌一起上學。華初、遠誌學習都非常刻苦，他們用了一年多時間補習完了小學課程，並在保小加入了共產黨。
1938年4月，毛澤東還專門為魯迅小學的畢業生題詞：“學習之後，就要工作。工作之中，還要學習。學習與工作，都是為著一個總的目的——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跟隨勢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與新世界。”
學校是大家庭，同學像親兄弟
在延安保育院小學，大家過的是集體生活，除了有保姆阿姨照管小孩子的生活外，大多數學生都實行著一種“大帶小”的方法，就像家庭裏哥哥姐姐帶弟弟妹妹一樣。由年齡大的同學固定照管一兩個小同學。
我當時是班裏的大同學了，負責帶著方誌敏的兩個兒子，方榮柏和方榮竹兩弟兄，他倆那時也就六七歲的樣子。
我帶著方家兄弟倆睡在一個炕上，就挨在他倆旁邊睡。夜裏幫他們掖掖被子，叫叫起夜什麼的。有幾次半夜醒來，發現他們中的一個尿了床，把我身下也弄濕了，沒辦法，隻好從鋪上抽出身來，睡在光板上。第二天白天，還得幫他們晾曬濕被子。
不僅我這個大哥哥如此，就連我們在魯迅師範學校小學班時的校長徐老，還得給他的小警衛員曬被子呢。徐老那時的小警衛員叫李貴仁，是1936年紅軍從陝西東征到山西時參加部隊的，分配給徐老當警衛。他當時的年齡也就是十二三歲吧，一早一晚給徐老打個洗臉水、打個飯什麼的。徐老見他年紀小，為他的未來著想，就讓他跟著小學班學生補習文化。還是個孩子的小警衛員貴仁，也有晚上尿炕的毛病，害得徐老經常要給他曬尿濕的被子。我們班上的同學都和貴仁開玩笑，說：“到底你是徐老的警衛員，還是徐老是你的警衛員啊！”
另外，我們大同學還得幫小同學洗衣服。那時洗衣服就在河裏，沒有肥皂，就用一種喂豬的草，叫蘆條，有點堿性，在衣服上揉幾下，然後放到石頭上去搓，再放在水裏投幾過，晾在河邊的石頭上。冬天天冷，水都結了冰，我們也隻好不洗湊合了。
那時候，同學和同學之間的關係，不分你我，就像一個大家庭，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勞動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就像親兄弟、親姐妹一樣。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或爸爸、媽媽不在身邊，更是以學校為家、老師為父母、同學為兄弟姐妹。
我們班的幾個男同學，更像親哥們兒一樣。有一次，我和烈士劉伯堅的孩子劉虎生等幾個人到集市上去，看到一個賣辣椒麵的小攤，那辣椒麵紅紅的，小販拿一個木勺盛著，一勺一勺地賣。一勺不到一兩，賣幾分錢。我們跑到賣辣椒麵的小攤前，我就說：“你這辣椒麵有假，摻了紅高粱殼當辣椒。”小販說：“你要能把這勺辣椒麵吞了，我就把這一桶都給你。”我們幾個說：“你說話算數？”湖南出生的劉虎生特能吃辣，一下就把那辣椒麵幹吞下去了。那小販也沒話說，就讓我們把辣椒麵拿走了。要買，我們也真沒有錢哪。
到了星期天，我、劉虎生還有黃毅先等幾個沒有家長的孩子，就跑到延安機關的叔叔阿姨那裏去改善生活。領導同誌那時有小灶，夥食標準高一點。我們這些孩子就到他們的食堂裏去吃飯。夥房的炊事員叔叔都管我們叫“蝗蟲”，因為我們特別能吃。我們一去，炊事員叔叔就說，“蝗蟲”來了。
其實，大人們還是挺心疼我們的。像我的同學黃毅先，一生下來就背在母親的背上，跟隨她在武夷山區山林裏出生入死打遊擊。一次戰鬥中，母親不幸中彈，臨犧牲前，她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將背上的孩子推到了一個山凹裏。兩天後，孩子被砍柴的農民相救，送到了他父親的部隊裏。不久，父親也在戰鬥中犧牲了，是父母的戰友們拉扯他長大。後來，他被送到了延安，進了保育小學。所以他從小身體就瘦弱，營養不良。每次到了延安機關，大人們總是盡量給我們改善一下，讓我們解解饞。
在保小入黨，當了勞動模範，受到毛主席表彰
到延安之前，謝紹明就是共青團員，1937年後，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抗日先鋒隊隊員。直到1939年1月，他十四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那時我在小學裏表現得比較突出，加上年齡也大些，學校就把我作為在學生中發展的第一個黨員，兩位入黨介紹人，就是我的兩位老師，佟靜秋和梁家燕。佟老師是從大後方來的地下黨黨員。
我入黨後不久，毛遠誌、毛華初等幾位年齡大些，表現優秀的學生幹部也被吸收入了黨。我們學校的黨支部成員多種多樣，有我的老師，我的同學，還有從首長身邊來學習的勤務兵、紅小鬼。開始黨支部的活動還是半秘密狀態的，開會都利用晚上時間，但自己作為學生黨員，有一種自豪感。
當時延安保育院小學和其他學校，都積極貫徹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徐老的教育主張，注重學生自治，提倡自我管理。因此，學校很注意選拔一些學習成績好，年齡較大，有過一些革命鍛煉和一定工作能力，在同學中有一定威信的學生擔當學生幹部，或擔任黨團支部工作。
入黨後，我和同學們的關係仍特別好，大家對我很信任，都不稱呼我的名字，而是親切地叫我“支書老大哥”。1940年，我從保小畢業，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的預備班繼續上學。後來預備班合並到了延安中學，再後來，我又上了延安青年幹部學校，這期間，我一直是擔任班長、學生支部的支書，後又被選為學生會主席。也多次被評選為勞動模範，模範青年。
在保小時，我就組織同學們在山坡上開荒種菜，種什麼菜，怎麼種，請老師來指導。種上菜以後，澆水怎麼辦？山上沒有水渠，我們就去河裏取水，大家端著臉盆，排成一條長龍，接力傳水，一直傳到坡地上。學生無論年齡大小，隻要能端得動一盆水，都來參加勞動。
上肥料呢，就是從學校的茅廁裏掏來大糞澆地，掏茅坑的活又髒又累的，每次我都是帶頭跳下茅坑去掏大糞。所以學校為什麼選我當勞動模範呢，大概因為我比較能吃苦，髒活累活總走在前麵。我總是想，自己是黨員、學生幹部，年齡也大些，當然要吃苦在前，多幹些活啊。
就是入黨那年，我被評選為陝甘寧邊區勞動模範，出席了陝甘寧邊區勞動模範大會。1940年被評選為陝甘寧邊區模範青年，出席了陝甘寧邊區模範青年大會，榮獲模範青年獎章。1943年又被評選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出席了陝甘寧邊區第一次文教大會，多次受到表彰。但遺憾的是，我那枚模範青年的獎章在後來的歲月裏丟失了。
我記得，被評為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那次，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領導專門宴請了我們這些勞模。那次是在一個合作社，現在說，就是一個小飯廳。毛主席出席了勞動英雄表彰大會，還代表中央發表了講話，就是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組織起來》。
毛主席說：“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隻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不但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
現場聽到毛主席的講話，非常鼓舞人心。
當時合作社裏擠滿了男男女女，都是來自陝甘寧邊區各縣區的勞動英雄。在座的就有延安當時有名的勞動模範，後來成為毛岸英“老師”的吳滿有，延安的民歌裏還唱到了他。
當時我還是個中學生，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發給了我們每位勞動英雄一張獲獎證書，還獎勵了一床氈子。吃飯的時候，毛主席端起酒杯，向各位勞動英雄敬酒致意。
最大的理想和小小的欲望
在延安生活學習的9年，謝紹明從一個少年，成長為有理想有誌氣的青年。還在小學時，他就一心想好好學習，快些長大，去打日本鬼子。入黨時，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建立一個這樣的社會：人人都有飯吃，沒有人剝削人的製度。
那時要說沒有一點個人的欲望，倒也不是。那時我的個人願望很單純，那就是想，弄一支好槍，騎一匹好馬，上前線打仗，能有用武之地。
還有，就是想過有一支自來水鋼筆。那時我們在延安都是露天上課，一人一個小板凳，一塊木板架在膝蓋上，就成了課桌，一下了課，就背著自己的“課桌”回宿舍，到哪裏都是這樣。寫字時能有鉛筆就很不錯了，有時為了節省鉛筆，就幹脆拿根樹枝在地上“畫”字。
我最初是從老師那裏看到的自來水鋼筆，很羨慕。後來一些從大後方大城市來的同學，也用上了自來水筆。我心想，什麼時候，自己也能有一支墨水長流的鋼筆呀！
抗戰勝利後，我到了東北，第一次擁有了一支自來水鋼筆，感到很幸福。至於什麼手表，照相機等奢侈品，什麼汽車、洋房等等，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過。
說到照相，我在延安的9年中隻照過兩次相。一次是1938年，一位從大後方來的同學的父親，帶著照相機，給我和剛從監獄出來的繼母尤祥齋媽媽照了一張相。還有一次，是1945年，我的繼母史秀芸媽媽從山東來延安參加黨的七大會議，當時我正在青年幹部學校學習，就要離開延安了，她和我一起在學校外的山坡上照了一張相，留了個紀念。
我左思右想，決定向組織彙報
在謝紹明的記憶中，延安的生活，除了艱苦、快樂，也有一些憂傷。那是1943年，他正在延安中學的前身——自然科學院預科班學習，也被卷進了整風“搶救運動”中。
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是當時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整風運動中的審幹工作動員會上提出來的，在“搶救運動”中許多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延安投身革命的黨員幹部、青年、學生，被懷疑為“叛徒”、“特務”、“內奸”，受到審查、批判、鬥爭、關押，製造了許多的冤假錯案。
在整個“搶救運動”中，好多我們平時印象極好的老師，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特務”，這讓我們無法理解，而讓我們更加無法理解的是，許多朝夕相處的同學，其中許多都是革命烈士遺孤和忠心繼承父輩革命事業的幹部子弟，怎麼也一下子變成了“特務”了呢？
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對牛旭光同學的審查。牛旭光原是新四軍的一名戰士，經曆了皖南事變，以後他又輾轉來到延安。就因為這段曆史，他受到了審查。有的同學還真以為他是“叛徒”、“特務”，甚至要動手打他。
當時我任學生黨支部書記兼班長，看到他們偏激的行為，有些不能理解，我想，審查歸審查，但怎麼能侮辱人格呢？就去製止了一些人的過火行為。
後來我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找組織向中央彙報。
1944年元旦，中共西北局派人接我去彙報情況，我最先見到的是高崗和林伯渠。高崗當時是西北局書記，林伯渠則是邊區政府主席。一見到他們的麵，我便忍不住傷心起來，我將發生在學校的“搶救運動”一五一十地向二人講了。林伯渠一邊聽我介紹，一邊氣憤地說：“假如這些娃娃都成了特務，那我們的陝甘寧邊區早就不會這麼安穩存在了！”
晚飯後，林伯渠和高崗請來了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和宣傳部長李卓然，我又將情況向他們講述了一遍。後來，我還把自己彙報的情況寫成了書麵材料交給了他們。
結果沒過兩天，西北局便派人到自然科學院來調查，極“左”的“搶救運動”很快就被製止了。後來經過甄別，證明當時被“搶救”的老師和同學絕大部分是被冤枉的。全校召開了大會，為他們平反正名。幾位當時勇敢抵製“搶救運動”，堅決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的同學還受到了領導表揚。
通過這次鬥爭，同學們經受了一次考驗，政治上也更成熟了。許多同學在整風運動後向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就在整風運動將結束時，我所在的學生黨支部又發展了一批新黨員。
打起背包，告別了延安
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投降後，黨中央決定派大批幹部奔赴東北開展工作。謝紹明當時正在延安青年幹部學校參加培訓學習，被選調為第一批去東北工作的青年幹部之一。9月2日，他們便打起背包，離開了延安。
我們先來到了熱河解放區，我擔任了熱河省赤峰市一區區委書記。1946年秋天國共再度分裂後，赤峰再度被國民黨占領，我隨部隊撤出了赤峰，並組成了武裝工作隊，我被任命為武工隊政委。
在武工隊，我感覺自己兒時的夢想實現了，不僅有了馬，還有了槍。此後我就騎馬拿槍，和戰友們一道同日偽殘餘武裝和國民黨軍隊進行了數次激烈戰鬥。打了一年多的仗，我們奪回了被敵人占據的赤峰。
回到赤峰不久，組織上來人找我談話，說由中共東北局選派了一批青年去蘇聯學習，我也是被選中的人之一，並說去學習是黨中央的決定。那時李富春、王稼祥、林彪、高崗等黨的領導人都在東北，那裏靠近紅色陣營中心蘇聯，因此是黨著力建設的大本營。
1948年5月，我到了哈爾濱，當時東北局的領導人李富春等專門召見了我們這批準備赴蘇聯學習的青年。他說：“目前解放戰爭的形勢非常好，新中國很快就要建立起來，你們去蘇聯，軍事不要學了，要多學習建設的本領，多掌握科學技術，等你們學成回來，為新中國建設多出力。”
當時我們這批一起去的共21人，其中有不少烈士子女，如李碩勳烈士之子李鵬，張浩烈士之子林漢雄，項英烈士之女項蘇雲等等。我們在哈爾濱進行了幾個月的集訓，於1948年9月離開祖國，踏上了赴蘇留學之路。因為是1948年成行，總共21個人，後來人們在提起此事時就簡稱我們為“4821”。
謝紹明從蘇聯莫斯科大學留學歸來後，先後在哈爾濱、沈陽航空工廠任副廠長、總工程師、廠長。“文革”之後，他又曆任八機部局長、國家科委局長、部級領導等。離休後，繼任國家科委顧問，全國政協委員。
1986年，謝紹明接受了萬裏和宋健同誌的委托，投身到國家科委的科技扶貧領導工作中，一幹就是20年，成為這項工程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20年來，全國星火計劃和科技扶貧使全國的老、少、邊地區成千上萬的農民脫離貧困，解決了溫飽問題。這兩項工作為中國農村發展實施的示範項目超過了15萬個，培訓了農民近億人次。
在2006年國家科委召開的科技扶貧20周年座談會上，謝紹明深有感觸地說：“貧富兩極分化仍是我們當前麵臨的很大問題，處理不好，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許多貧困地區雖然脫貧了，但是經濟依然很脆弱，要防止返貧。”
為此他要秉承父誌，繼續為革命老區和一些貧困地區的科技扶貧工作奔波，為老百姓謀利益。
窮人，永遠是謝紹明心頭纏繞的一個結；讓窮人擺脫貧困，是他一輩子奮發努力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