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延安保育小學校長郭青老師祝賀百歲誕辰寫一篇文章，項蘇雲邀集了她的保小同學和我們一起見麵。至此便和她相識。項蘇雲說，當年延安保小就像個大家庭，郭老師就是他們的“家長”。
所以這麼多年來，她年年都要去看望郭老師，問寒問暖；她年年還要召集保小、延中和當年一起從延安赴蘇學習的“4821”學子們舉行多個聚會，盡管她現已年過古稀，雙眼視力幾乎為零，但她的熱情和號召力，仍使她成為那一群延安子弟的核心人物。她說：“在延安度過的少年與青春，早已植根於我的血液中，老師和同學之間那份深厚的感情，更似父母和兄弟姐妹。”
郭青老師秘密護送我到了延安
1938年初，被日本侵略軍蹂躪的中國大地，到處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從江蘇連雲港向西駛出的一輛貨運火車上，一個模樣清瘦，三十歲左右的男青年，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夾坐在車廂的貨物中間，形同“父女”，女孩兒有一雙大眼睛，顯得很懂事，很乖巧。為了向西北趕路，他們臨時搭乘了貨車。
這男青年叫郭青，當時還未婚。他與這小女孩並沒有什麼血緣關係。他們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新安小學的老師和學生。
這個小女孩，就是中共高級幹部、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女兒項蘇雲。
1931年，我在上海出生時，父親已經到蘇區去了。我兩歲的時候，母親看我能離身了，就也去了蘇區，和父親一道投身革命工作。於是就把我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辦的孤兒院——上海勞工幼兒院。後來，國民黨當局看孤兒院經常收一些共產黨人的孩子，就強行把這個孤兒院關閉了。陶行知先生隻好把我轉移到了他在江蘇淮安創辦的新安小學寄養。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給新安小學的郭青老師時，沒敢告訴他我是誰的孩子，隻說要好好養著。郭老師對我這個無名無姓的孩子心裏沒底，就問有什麼特殊要求，萬一有個意外怎麼辦。陶先生說：“隻要你盡了心，就行了，沒有人會找你麻煩。”
當時我還沒有名字，陶先生就給我取名蘇雲，說我是在江蘇天空中飄來飄去的一朵雲彩。那個時候，我並不叫項蘇雲，而被改姓張，叫張蘇雲。因為姓項的人很少，而項英又是共產黨的知名領導人，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如果說是姓項的，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變之後，才改叫項蘇雲的。
1938年初，日本侵略軍大舉南進，江蘇即將淪陷時，新安小學的校長汪達之告訴郭青，要他帶上我奔赴西安。郭青雖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但他忠實地執行了校長的囑托，孤身帶著我長途奔波到了西安，並苦苦等待著汪校長來信，以便得到進一步的指示。
郭青老師帶著我，搭貨車走了一段，然後再換乘駛往西安的列車，繼續西行。我記得，車過陝西潼關的夜間，突然遭到了駐風陵渡的日軍炮擊，車上的燈頓時全部熄滅，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任何響動，火車在黑暗中疾馳，終於衝脫了險境。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老師不知投奔何處，我們苦等了多日，他身邊的盤纏也所剩無幾。這時，他曾暗自打算，若是再沒有人來接應，隻有先去找個教書的差事，自己掙錢來養活年紀尚幼的我。
就在這時，汪達之校長的信終於寄來了。他在這封信中，才向郭青老師說明了我的真實身份，並要他帶著我去找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說隻要到了那兒，就有辦法了。
當時在國民黨嚴密統治下，西安的普通百姓還不敢公開談論八路軍。故而郭老師很費了一番周折，才打聽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地址。
於是，他帶著我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當時辦事處的主任，是伍紹祖的父親伍雲甫。他接待了我們，並聽郭青老師詳盡敘述了我們一路的艱辛經曆。
但出於國共間長期對立的緣故，辦事處依然要對我們倆人的身份進行嚴格審查。我們就在辦事處住下來，耐心等待著。
後來，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來西安辦事處，他與我父親很熟悉，就親自給我父親項英發了一封電報，問明了項英確實有我這麼個女兒。至此，組織上才正式批準，由郭青老師帶著我奔赴延安。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仍充滿寒意。
當時年僅七歲的我，由郭青老師帶著，乘坐一輛從西安開出的卡車，一路煙塵地顛簸著向延安駛去。一同開往延安的還有四五輛大卡車。當時和我同乘一輛卡車的，還有陝北紅軍領袖劉誌丹的女兒劉力珍、蕭勁光的兒子、中共華北局情報部長王世英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王敏清。另還有中共高層領導高崗的兒子、張國燾的兒子，他們原本是準備去蘇聯的，但由於國民黨方麵的阻撓沒能成行，也就隻好又返回延安了。
我們一路走了五天，車上的大人、孩子們並不感到寂寞。王敏清的父親王世英，老是給我們小孩講故事、變戲法，逗得大家哈哈樂。他變出了雞蛋，幾個孩子都爭著去搶，我膽子小，沒去搶，王叔叔卻把一個雞蛋給了我。
到了延安後，人地生疏的郭老師並不知道應該帶著我去找誰，於是他先找到了在延安任教育廳副廳長的董純才，因為他在小莊師範教書時曾與董相識。後由董廳長介紹，才找到了當時任組織部部長的陳雲和任副部長的李富春，把我交給了組織上。至此，郭青老師終於完成了汪達之校長托付給他的使命，把我安全護送到了延安。此後，郭老師就進了延安抗大學習受訓，我則被送進了延安保小的前身魯迅小學學習。
毛澤東問：“你們還有什麼要求嗎？”
魯迅小學，原為魯迅師範學校附設小學部，是由革命老人徐特立親自創辦的。收留的學生都是革命烈士遺孤，或父母是在白區工作的黨的地下工作者，還有長征途中參軍的紅小鬼，以及紅軍幹部子弟、少量地方政府幹部子女等。
1938年，小學部和延安邊區小學合並，改稱魯迅小學，由徐老任第一名譽校長，受延安邊區政府教育廳的直接領導，後又改稱陝甘寧邊區小學部。1939年初，小學部遷到了安塞縣的白家坪村，在這裏單獨建校。不久，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領導的全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建議，在陝甘寧邊區辦一所兒童保育院，由全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統一撥發一部分辦學經費，於是，邊中小學部正式改名為陝甘寧邊區保育院小學部，也稱延安保育院小學。學生逐漸擴招到了300多名。
盡管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匱乏，但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還是想辦法給孩子們提供生活照顧。當時政府規定一般幹部的夥食標準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錢油、三錢鹽、一斤半煤。對保小的學生的標準就有所優待，多分配一些大米和麵粉，服裝也比一般人員每年多發一套，冬季再補充被褥和鞋帽。
1938年夏天的一個星期日，我剛剛到小學上學不久，有家的同學都回到父母身邊去了，剩下我們這些沒有家長來接的孩子，就跟著老師到山上去玩，那漫山遍野的花朵讓大家好不開心。一會兒功夫，大家就采來了大捧美麗的山花。
我們好幾個同學跟老師說：“這些花真漂亮啊，我們把它去獻給毛主席，怎麼樣啊？”
老師也很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於是我們一溜小娃娃，排著隊，唱著歌，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住地走去。
我們先來到了毛澤東住的窯洞前，毛澤東看到是我們一群娃娃來了，非常高興。當時江青在場，也從窯洞裏拿出一桶餅幹讓大家吃。一會兒，毛澤東又把孩子們領到了一間簡樸的會議室，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把剛采來的鮮花獻給毛主席。
毛澤東熱情地招呼著老師和同學們，圍著一張大會議桌坐下來，大家一麵吃著餅幹，一麵和毛澤東聊了起來，師生們踴躍回答著毛澤東詢問學校各方麵情況的問題。
後來毛澤東問幾個同學：“你們在學習、生活方麵還有什麼要求嗎？”大家愣了一會兒，不知從何說起。我在老師的提醒下，很大方地站起來提了問，我問道：“毛主席，我們能到蘇聯去學習嗎？”
毛澤東認真聽完，頓了一下，回答說：是啊，蘇聯是現在世界上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列寧領導的蘇聯布爾什維克破除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製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社會製度具有很多優越性，是理想的社會，世界上的勞苦大眾都向往那個地方，你們想去那裏學習、生活，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蘇聯雖然很大，可也不能容下全世界的勞動大眾啊。我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按照蘇聯的方式，團結一切力量，打倒日本侵略者，推翻自己頭上的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光明幸福的新中國。那時，我們就不一定去蘇聯了，同樣可以在自己的國家過上沒有剝削壓迫的幸福生活！
毛澤東的話說得那麼貼切和有道理，給同學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一生中，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隻有十二天
項蘇雲1931年在上海出生時，父親已經到了蘇區，因此她自出生後多年，還從未見過父親的麵。直到1938年的秋天，父親項英來到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已經長到了七歲多的項蘇雲，才第一次見到了父親，並和他相處了一生中僅有的十二天。當時，她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這竟是她和父親的惟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麵。
那一天，我正在吃晚飯，郭青老師來找，說有人來接我，說我爸爸到延安了。我當時又驚奇又高興，急得馬上就要走，飯也顧不上吃完。來人是張浩的警衛員，和我一同去的還有張浩的兩個兒子。
警衛員帶我們到延安城裏一個院子的一排平房前。這時，我從門口向裏望，見裏麵坐著三個人，兩個人坐在床邊的椅子上，一個人坐在床上，其中一個坐在椅子上的人，腿上還抱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她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著一個童花頭。我進屋後，發現坐在右邊椅子上的是張浩伯伯，他給我一一介紹：坐在床上的這是朱爸爸，朱德，坐在左邊椅子上、抱著小女孩的，是劉爸爸，劉少奇，那個小女孩就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張浩伯伯告訴我，等一會兒，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參加歡迎我爸爸的歡迎會。
歡迎會是在八路軍大禮堂開的。我跟隨著朱總司令他們一起，來到了八路軍大禮堂。那時的大禮堂十分簡陋，人們都擠坐在木條板凳上，但會場的氣氛十分熱烈。
我跟著進去以後，大人們都相互招呼，可我誰也不認識。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轉過身，麵對著整個會場，找我爸爸。陳雲過來，幫著找我爸爸。他叫我：“蘇雲，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領到一排座位前，對朱德旁邊的一個人說：“老項，這是你女兒。”又轉過來告訴我，那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一把將我抱起來，讓我坐在他腿上，看我，我也看他——就像我們現在說話這樣。他問我：“你幾歲了？叫什麼名字？”他問什麼，我就說什麼，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激動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麵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與父親親昵。我們雖然有著血緣的關係，但是親密的感情是要通過時間和交流才能建立起來的。
歡迎會沒有開完，不知怎的，我突然流起鼻血來，流得還挺厲害。我爸爸一看很著急，卻不知怎麼辦才好。這時，坐在後麵的馬海德醫生走過來，擰了一條涼毛巾，敷在我的鼻子上，過了一會兒，鼻血才止住了。
散會後，爸爸要帶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覺和爸爸仍是陌生的，不好意思，就說宿舍的同學都在等我，要先回學校去。父親派警衛員把我送回了學校。窯洞裏大通鋪上的一排女同學都點起了小油燈，她們在等我回來講見到爸爸的情形，圍著我問這問那。我隻好讓警衛員先回去了。直到第二天放學，爸爸親自來學校接我，我才跟他走了。後來的一些天，我晚上就住到了爸爸那裏。
這樣，父親和我，還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的，比我小四歲的弟弟，總算在延安團聚了。但我弟弟太小，夜裏老是哭鬧，影響爸爸的休息和工作，就先把他送回了保育院。爸爸帶我去保育院看過弟弟兩回。那張馬海德醫生在延安中央組織部門前為我和爸爸、弟弟拍攝的照片，就成了這次團聚的紀念，也是我們姐弟與父親的唯一一張合影。